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2/9页）
报纸最为生民之益者也，安得谓之最为生民之害者乎？……主笔之人，多系淹博之士，深知古今利弊，洞达中外时务，徒以文章憎命，不能见赏于有司，于是挟其辅世之心，长民之具，降而就报馆之席，有时出其经济，发为议论，使在上之人阅之，可以兴利除弊，在下之人阅之，可以益智广闻，此固大丈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而亦本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自任之志也。[13]该报有意识地增加了转载康、梁派《知新报》《清议报》各报论说的频率，并代为发行日本人士大岛省轩印制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幅照片，代销《清议报》。[14]
1899年，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又倡设女学，不仅在女子教育方面开南洋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公开表明反对政变后朝旨的立场。百日维新期间，海外各埠奉诏办学，清廷驻新加坡领事造庐请谒，共草章程，欲请邱菽园、林文庆担任中西总校，邱辞不就。所以《清议报》转载林文庆募创女学堂演说时特意指出:
政变以后，内地学堂皆废，而邱、林二君独能倡女学于星坡，为吾中国强种之本，其豪杰之士坚忍不拔者耶？他日人才之盛，当于星坡乎观之矣。[15]
8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邱菽园捐款3000元，并担任董事。[16]林文庆、邱菽园等还发起成立星洲支那好学会，定期举行演说会，分时务、学术、政治三类，“任凭择说，各尽其长，或仿西国议院互相驳诘之法，然后凭众举手以定公论，较易增长见识，开拓心胸也”[17]，吸引了众多华侨加入，仅第9、10期新增会员就达37人。[18]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仍坚持其政治抱负，一面痛斥当朝执政，一面争取恢复新政。为达此目的，组建保皇会，倚靠华侨，积极展开行动。康有为以光绪皇帝的存亡为中国复兴成败的关键，不惜一切代价手段力争保救，而视慈禧和顽固大臣为最大障碍，千方百计要加以扫除。新加坡华侨予以积极回应。
1898年底，徐季钧就撰文预言“中国不久必有变乱”，他说：“自古国家之败，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乱。”甲午战败，中国外患日剧，新政甫兴即败，一线生机遭到扼杀，外祸较前益甚，究其原因，“则以我皇上圣明英武，大权旁落，新政不行，而政府守旧诸权臣悖谬昏庸之所致也”。内部则民变会党蜂起，商人报馆纷纷托庇于洋商外强，“夫愚民之见异思迁未足忧也，匪类之甘心作匿未足忧也，独至巨商硕富之家，谈道读书之士而亦离心离德，疾视其长上如仇雠焉，此其祸变岂小也哉”。反观“中国执政诸权臣，方且因循苟且，粉饰矜夸，于政之宜革者必举而张之，于事之当行者必废而去之，即或文告所颁未尝不以兴利除弊为训戒，而一为留心绎，皆不过口头禅门面语，以之哄骗无识之人耳”。此前他与友人纵谈时事，认为“兵燹变乱之事，吾身或不能亲见及之，而不料金瓯无缺之江山，一旦竟覆败于女子小人之手也，此等世变远不出十年之外，近即在早晚之间”。[19]《天南新报》还载文辨析“中国今日无所谓新旧党”，断言:
其所谓新党者直帝党耳，其所谓旧党者直贼党耳。[20]
1899年后，有关废立的传闻沸沸扬扬，保救光绪迫在眉睫，10月11日，邱菽园得西报传讯，传单会馆，联合侨民500余人，于次日电达总理衙门，恭请圣安，并恳请归政。一时间南洋各岛效法，加拿大、日本、美国、南美、澳洲华侨及内地人士继起踵接，联名抗电力争者数十起，“天下仁人君子皆翘首跂足以望星洲”，新加坡华侨因此被视为“我四百兆同胞之云霓”[21]
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等积极部署，筹划武力勤王。新加坡华侨一面制造舆论，一面参与谋划。1899年7月，《天南新报》连续转载《清议报》所刊无涯生（欧榘甲）撰写的《明义篇》系列文章，如《义士乱党辨》《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等，为反抗清廷倒行逆施的义举正名称颂，文章指出:
天下之祸，固莫哀于亡国哉，而追原其始，则皆由于诬义士为乱党。……当其始也，义士痛心国事，疾政府之专横，忧外族之逼处，思有以伸人民天赋自由之权，人治进化主义，以壮国基，以图自保，不得不谋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机关，或开新闻揭激昂之论，以醒国民之精神；或开大会演说国耻家仇，以刺国民之纪念；或开学堂输进万国文明，以开国民之智慧；或集图书报告，指示治内治外之失权，疆土日蹙，地图转变，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奋兴。……有国者视民若犬马奴隶……谈时事有禁，议朝政有禁，著书有禁，立会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治，以固帝王万世之业。一旦而夙昔所视为犬马奴隶者，忽倡言改革国家主义，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权，开化之路，彼早已惊走骇汗。……天潢世族，奴视其民之私，宁甘心亡国而为狗马之幸存，决不愿国家改革使国民有见天日之一时，外患愈棘，而内压益甚。[22]
要拯救危亡，必须保救圣主明君。“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夫断绝人类之生机以自纵其欲，于古谓之独夫民贼，于今谓之野蛮无知，摧陷而扩清之，是天地之公义也，人之正理也，况其为废我四万万同胞所恃皇上之贼党乎？己之仇不报不可以为人，君之仇不报更不可以为生。”只要光绪复辟，“则内外人心咸为改视易听，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宪之制，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
为达此目的，文章公开号召发动海内外民间秘密会社，武力勤王，“我中国侠学虽微，而内地以及海外会党间义烈之士尚多有之”，呼吁“声大义于天下，举雄师而北指，戮叛君亡国之贼臣以救君父之难”，为四万万人建立“功在万姓，功在万世”的大业。[23]
《天南新报》自撰的言论也渐趋激烈，有人说：“各国谓中国刑法惨酷，其实失刑甚矣。京师数百菜市尚不足以容奸佞之头，而悬首藁街者曾年有一见乎？国家疲孱不振者三百载，非有廓清摧陷之烈不可以致中兴。”[24]
1900年1月，清廷宣布立储，欲废黜光绪。新加坡华侨先期得知消息，呼吁海外华商再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认为：“今皇上以三十壮年之圣君，而西后以七十将届之衰龄出而夺其政以尸之位，不谓西后有过不得也。”[25]徐季钧更指斥西太后为“伪临朝”，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