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4/9页）

读诚〔〕兄书为起舞。吾固知行菩萨行之人，决不住声闻触觉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间同胞非无之，但涉数万里而归，所费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45]

然而，沈荩此行亦未奏功，及至汉口事机急迫，应唐才常之命返鄂。自立军兵败，沈荩侥幸得免，遂再入京师，结交宫禁权要，密谋入宫行刺西太后和光绪，不幸事泄身殉。[46]

第三节　再向京师

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的两广谋略草草收场，勤王运动雷声大雨点小。经此一役，康有为以党人“株连死者无算”“自后不敢言兵”。[47]面对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会员的一片言革之声，他顽固地坚持保皇路线，至于如何保救光绪，则除了以“待时听天”[48]为托词外，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暗杀。

庚子事变后惩办祸首，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遭受重创，但保皇会视为大敌的荣禄等人并未受到追究，康有为接连致函各地同党，亦喜亦忧，“旧党诛灭殆尽，天之欲新中国可知，独恨首逆荣、庆巧诈漏网耳”。“旧党剪除甚多，而荣禄不去，大祸未艾。复辟虽可望，而支节尚多。要之，除旧布新之运则必然矣。”“今贼党仅可存荣禄、李联[莲]英、鹿传霖，其余中立皆已亟变，日望复辟，日讲变法，日思戊戌之诏。以今日情势言之，皇上必可保全，贼党谅不敢遽行篡弑。但祸根未绝。非清君侧之恶，必无以弭后患而遏乱机。”[49]他反对分省自立和革命扑满，认为:

今日欲得民权、自由，欲保中国自立……全在除荣禄、李、崔三大毒，中国即可救矣。吾国人应全力注此，则于此三毒何难去之？乃同人不知办事之法，远言扑流[满]而不合力攻荣。今望同志之人尽力设法，去此三毒。而皇上复辟，则全中国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乐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复辟尤[犹]有待，恐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务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50]

康有为告诫弟子:

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与荣一人战，抑与全国战，孰为难易乎？不待言矣。[51]

锋芒所向，仍在荣禄。康有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声称:

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剸刃之。如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52]

为除大毒，保皇会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梁启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初，年余时间，用去万七千余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余均用于派人北行、援助张学璟等赴广西运动会党等事。[53]庚子后，邱菽园与康有为绝交，保皇会失去重要财源，加上康坚持不肯言革，谨守保皇二字，在“无一人不言革命”[54]的海外各埠难以开展活动；华侨又风传康门师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会的募捐活动陷于停顿，财政十分拮据。梁启超倚靠《新民丛报》进款，维持横滨保皇会事务，弥补旧金山《文兴报》和檀香山《新中国报》的亏损，供应康有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为作文字，辄数夜不寝，太过劳苦”，依然入不敷出。其余党人如张学璟等，也因此而“家已破尽”。[55]

壬寅、癸卯间，梁启超受时局感召以及保皇会面对内外种种非议的刺激，自愧向华侨筹集巨款而未能做成一二实事，因而革命言论“时时出没于胸中”[56]。因此，他一反前此热烈鼓动暗杀的态度，对康有为等人的密谋一再提出异议，借狄平之口表示怀疑是否有必要倾全力对付一个老朽荣禄。[57]绝望于清政府，使之决心推翻满清，除旧布新。只能决定几个老臣生死的暗杀，当然不能满足这种彻底变革的愿望，甚至对光绪能否复辟，也渐渐失去兴趣。

1903年，保皇会刀光剑影所向的头号大敌荣禄病死，康门师徒凭借天意而感到“诚足使吾党一吐气”，以为复辟在望，暗杀锋芒转向李莲英和镇压汉口自立军的祸首张之洞，而侧重有所不同。康有为指示华侨上书《请归政复辟》，“以荣禄死后，事情迥异，皆为吾会先声，不可不上。今日只余李联[莲]英一人，尚不得不用旧法，想喻之也”[58]。梁启超则认为：“元凶既去，天日昭苏。现在与新党为仇者，仅余一张之洞耳，想天夺其魄亦当不远矣。然荣贼之权远在张贼之上，荣既去，张亦无从横恣也。伫看圣主复辟之日在本年矣。”[59]澳门和日本的保皇会机关开始筹划刺杀张之洞，当时尚在游历新大陆的梁启超闻讯，认为：“及今谋去皮逆，自是正办。”只是他不赞成澳门方面用金钱买死士的做法，主张“由其人之热心肯自奋身前往”，对日本同志中有谋此事者颇为关注，打算东归后参与筹划。[60]

美洲归来，梁启超宣称放弃破坏主义及革命排满宗旨，同时也对康有为“舍钱买侠士”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他将保皇会“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气柔声……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他揭露康有为当时所招“林侠”者，“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同时声明：“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61]隐约批评了康有为的行为，并反对将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动经费。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62]

两位副会长异口同声的反对，迫使康有为不得不调整部署，放弃招诱死士之法，启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1904年秋冬，他请老友梁铁君出面主持，挑选本党精英执行暗杀行动。梁名尔煦，南海佛山人，故鸿胪寺少卿梁僧宝从子，身材长大，讲王学，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康有为对其十分推崇，曾咏物“惜其才侠不见用也”[63]。他与康有为相识二十年，曾在梧州办盐埠十年，助其兄发财廿万。闻康有为有难，则弃其盐席每年千六百金，奋起勤王，跟随康有为到日本，负责护卫。又随往南洋等地，康有为“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但此公好办事而不好虚名”[64]。由梁铁君亲自出马，可见保皇会决心之大。陈默庵、梁炳光等亦随同前往北京，兵分两路，由梁铁君亲率一枝，梁炳光等为一枝，合力办事。按照拟定的计划，以西太后为目标，到次年5月下手。此举在康有为是尽力一搏，梁启超则有到此为止之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