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

东学党

跟前几次一样，这次又是因为朝鲜内乱，不过，如果跟前几次完全一样，那袁世凯同学也就没有机会回国了，内乱他一个人搞定就好了。原因是：发生在朝鲜的这次内乱比较有水平——是一场农民起义。

在历史上，朝鲜的这支起义队伍被称作“东学党”。东学，也就是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儒道释三学。而起义军祭起“东学”的大旗，是要跟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学”对抗，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冲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的国门被打开了，西方的传教士也来了，而其中的一部分传教士偷渡鸭绿江，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在过去的书中，当我们说到传教士的危害，总是会讲传教士如何作恶多端、野蛮无理等，其实传教行为引发众怒的是另外一个原因。

当时加入教会的，有很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不法之徒，无论是官是民大伙儿对这些人都是比较痛恨的。但当时传教很不容易，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教会都是拍着巴掌欢迎的，从来不会搞个资格审查，问问人生观价值观等，所以流氓地痞们能轻易地加入教会。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寻找教会作为靠山，好更加为非作歹，欺压普通百姓。因为教会势力很大，官府也不敢捉拿。这种情况几年后将在大清引发义和团运动，而在朝鲜，他们提前一步爆发起义了。

就这样，为了反对西化，反对教会，他们祭起了东学，取名东学道，信徒就叫东学党人。

起义军的口号是：逐灭洋倭，尽灭权贵！“洋”，指的就是洋人，“倭”就是日本人了，可见朝鲜人民对日本人也没什么好印象。权贵就不用解释了，大家也见过。

总结一下，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指导和精神信仰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家底去镇压，结果不出意料：还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国王这时候才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求援，请求清军入朝帮助镇压起义。

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和日本之间，但夹心饼干也有它的生存之道。朝鲜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双面讨好、左右逢源的艺术。这边恭维一下大清要点赏赐，那边勾搭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如果请求清军来到朝鲜平叛，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袁世凯大人出面了，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不仅是鼓动，简直是施压。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帝国求援，请求“上国立派天兵”。

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因为这是维护“天朝上国”面子的绝好机会。只要是对付老百姓和农民起义军，天朝的军队一向可以所向披靡，不仅可以威慑本国，还能声震亚洲，所以，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

但冷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顾忌日本人。

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却吃了亏，当时清国只想早点息事宁人，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清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将来朝鲜还发生动乱（一定会的），两位大哥动手之前都要互相通告一声，免得影响清日交好。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清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力。

大家可以看出来，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军事上被老袁压制，但在外交上却占了很大便宜，通过这个条约又在实际上废止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把朝鲜推向了两国“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清国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为保护属国的天朝上国，当他们的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出兵，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但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因为在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领导指示袁世凯首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

于是袁世凯去了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向日本公使了解情况。日本公使拍着肩膀告诉袁：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了（这是事实），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多赚点钱，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

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它在很多书里都得到过描述：袁世凯之后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极力主张出兵。并说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们儿，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即使我们出兵，日本也是不会派兵的（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发电报的时间是1894年6月2日。

再然后，按照这些书里的叙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发动清日甲午战争的借口。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声色场所，笙歌夜夜等。

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些书籍一般只会注意宏大叙事，却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纠结，人生的各种困境，也是一个吃两碗饭就要饱，饱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的思维。

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

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里面可以夹带一点私，私里面也可以混淆一点公。正是因为这样，帝国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亲民，有事总在一线，不怎么贪，不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好官；如果还能成天对贪官污吏黑着个脸，为民做几回主，那简直就是青天——杰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于这个高官的能力问题，反而让人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