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第4/4页）

康有为创立保皇会，开始勤王起义第一步

很显然，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要忽悠他们出兵，首先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而康梁只是有一张厉害的嘴和一支厉害的笔而已。康有为想到了两个人——唐才常和毕永年。 1898年10月31日，康有为带着唐才常一起拜会了宗方小太郎，请求日本军部出兵。面对宗方小太郎的疑问，康有为告诉他：我们的实力你不用担心，在国内大得很，仅仅在湖南就有一万多名听候我命令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兵；子弟兵只要在湖南举成事，开进武昌，还能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起义军就可以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最后效仿太平军挥师北上，消灭慈禧政权，归政圣主光绪，大事可成。 康有为这段话信息量实在太大，我们一个个地说。 首先，所谓“湖南子弟兵”，其实就是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成立的一个中上层组织——南学会。当时“变法”还是大清官场的潮流，时任湖南巡抚带头支持，众多“官二代、富二代”确实闻风而动，纷纷加入或者列名南学会，总人数达一万多名。很显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过是紧跟官场节拍，为了沾点“变法”的荣誉，顺便捞点名利，真正像谭嗣同这样坚定支持变法的“官二代”还是很少的，后来南学会被取缔，谭嗣同也被杀害，会员们也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对于康有为来说，这个现实情况他是不会在意的，认为只要他或者唐才常再出面号召，那些人就会再次聚集在“变法”大旗下，加入勤王军。这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康有为一定要带上唐才常的原因。 然后，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张之洞曾经“礼遇”过梁启超。唐才常本人也是张之洞的门生，康有为所谓的只要起义军能够成功开进武昌，就能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其实指的就是唐才常的这点关系。 相信大家比较眼熟了，康有为以唐才常的名头和身份去“套”日本人的大军，这简直就是当初以谭嗣同去“套”袁世凯军的翻版。不过，间谍出身的宗方小太郎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他没有当场答应，对康有为这番话表示谨慎地乐观，回去研究过后回复康有为：日本方面决定派人到两湖地区实际调查一番。 南学会的真实情况如何，康有为还是清楚的。现在，日本人就要实地去调查了，一切都要露馅儿，怎么办呢？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马上又想到了毕永年。毕永年是哥老会中的小头目，哥老会遍布长江流域各省，如果南学会不行，就利用毕永年的关系，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哥老会的实力。 毕永年曾经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因此康有为认为毕永年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但他并不知道，作为知晓当年“围园杀后”内情的人，毕永年其实一直对康有为很有意见。毕永年认为康有为要对谭嗣同之死负有很大责任，再加上他并不认为光绪就是“圣主”。从日本出发之前，毕永年其实已经对康有为动摇了心思，他找到了新的追随者——孙文。 康有为一直不见孙文，但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等人都是与孙文会谈过的。和康有为一样，孙文对唐才常和毕永年也特别重视，他也看到这两位老兄背后的势力，一直希望把他们从康有为那里“挖”过来，从而把兴中会的势力从粤港两地扩张到长江流域。唐才常和毕永年并没有当场答应，但毕永年的态度更加积极。正因为如此，从日本出发时，毕永年剪掉了辫子，装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对于毕永年来说，此次前往两湖，其实不仅是完成康有为交代的任务，暗地里可能还在帮孙文办事——为兴中会在两湖和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展作准备！ 1898年年底，平山周和毕永年离开日本前往湖南。形势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乐观：南学会早已经烟消云散，没有几个人愿意冒着杀头大罪去勤王；而哥老会的龙头们只认识钱，有钱就能带喽啰们勤王，指谁打谁，没钱那还不如自己占山为王。 眼看就要在日本人面前露馅儿，康有为的密信到了，他指示毕永年要制造事端，以便“激起民气”。也就是说，康有为要毕永年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来煽动哥老会闹事，只要天下大乱，也许就能拉起勤王起义的队伍。这确实是一种不需要“花钱”的办法，而且此时最容易制造的社会动乱就是主动攻击传教士和教会，酿成教案。 如果是这样，勤王起义也许就可能发动起来了，可是列强也会出兵，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毕永年不看到这封信还好，一看到便激愤不已。在毕永年看来，康有为不顾百姓，也不顾同志。如果说当年谭嗣同已经是因康有为的不择手段而死，现在，康有为竟然又要故伎重演，难道自己和唐才常也要因康有为而死吗？这样的人，真的值得追随吗？ 怀着对康有为和勤王起义前途深深的失望，毕永年最终作出了重大决定——全心全意追随孙文。这是戊戌变法后，“改革派”中第一个倒向“革命派”的重量级人物。毕永年相信，此时孙文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康有为，只要日本仍然认为康有为“奇货可居”，日本人的势力和资源都在向康有为倾斜，孙文和革命阵营得到的自然就会减少了。为了让康有为在日本待不下去，促使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毕永年决定把当初“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写成材料，向日本政府举报，日本人一定会明白康有为请求他们出兵不过是再一次的豪赌！ 毕永年写成的这份材料叫《诡谋直纪》，为了让日本政府更加相信，它是用日记体的形式写出的。事实上这应该是毕永年想到要揭发康有为后才“追记”的日记，但其中内容大部分都是可信的。通过平山周，这份材料先交给了日本驻上海领事，然后再转交给日本外务省，但这毕竟只是毕永年的一家之言，外务省对这份材料将信将疑。不久，平山周亲自回到日本，找到了另外一个证人。他就是王照。 当初康有为让谭嗣同去找袁世凯之前，他自己曾经去找过王照，透露了“围园杀后”的计划。正是因为王照也清楚这个内情，逃到日本后，王大人就受到了康有为的特别照顾——基本上是被软禁在二楼上，别人问起王照时，康梁方面就说他受了变法失败的刺激而发疯了。外面寄给王照的信，必须先交康梁看；同样，王照哪怕是写家书，也要先上交检查。王照万万没有想到逃到日本后，竟会受到自己“同志”非人般的待遇，每天只能待在二楼上，在心里默默地喊：我没有疯，没有疯啊！ 平山周把王照解救出来，把他带到犬养毅面前；王照亲自向犬养毅佐证了《诡谋直纪》的可信度，并顺便指出了“衣带诏”的可疑性。至于伪造的“谭嗣同血书”，由于这有毕永年的参与，王大人就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犬养毅。不论怎么说，康有为真实面目和实力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也服了，竟然被这个人忽悠了很久。 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领事也亲自拜访了张之洞，去验证康有为所说的“张之洞会支持勤王起义”的真实性。结果是一谈到康有为，张之洞大人反应激烈，大骂康有为欺君罔上，要求日本把他驱逐出境！ 日本人终于知道，康有为就是一个大忽悠，既然没什么利用价值，那就只有抛弃了。当然，事情也不要做绝，毕竟这个家伙也是个人才，谁能预料他的前途？1899年4月，日本政府最终送给康有为9000元“旅费”，把他“礼送”出境，至于那本《诡谋直纪》，就被严格封存在外务省秘密档案里。这一封存，就是几十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我国，在这之前，我国的史书大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蓝本，没有康有为“围园杀后”的记录。 再说康有为，他离开了日本，来到了加拿大。由于日本外务省对《诡谋直纪》秘密封存，他仍然是光绪皇上的海外代言人，仍然拥有“衣带诏”，仍然是“康圣人”。身份就是资源，康有为联合当地华侨领袖成立他在海外的第一个组织——保救大清皇上公司，简称保皇会。 “保救大清皇上”还能开公司，对于康有为来说，并不奇怪。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开始，他的手上就有一张牌——光绪皇帝。通过十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他已经和光绪皇帝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但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参与进来的。几千年以来，人们都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保救皇帝”也是一项投资生意。 对于康有为来说，成立保皇会，这是勤王起义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并不相信，不能利用日本人，勤王起义就成功不了！起义需要有钱有人，康有为接下来的动作，就是用保皇会的平台，重复孙文之前最重要的工作——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