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同盟会成立了,为何没迎来革命的转机?

孙文和黄兴连续发动九次起义失败

同盟会成立之后,从1906年起,孙文和黄兴共发动九次起义,然而,九次起义全部失败了。 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失败。这是孙文借助黄兴的势力首次在两广之外的地域发动的起义,以哥老会为班底,声势浩大。失败后哥老会遭受重创,孙黄的起义地域再次回到两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两湖。 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失败。 1907年6月,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 1907年9月,广西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黄兴亲自潜入清军营中进行策反,未能成功,失败。 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孙文和黄兴共同指挥,孙文从广西边境地区潜入战场,亲自指挥,并亲手开枪开炮射击清军,起义最终失败。 1908年3月,再次在广西钦州、廉州、上思起义。黄兴任总指挥,失败。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黄兴亲临指挥,起义失败。 1910年2月,试图策动广州新军起义,事情泄露失败。 八次起义失败,康梁等保皇会的人指责孙文在海外“骗取”侨胞捐款,自己却长期扮演“远距离革命家”。每次发动的所谓的“起义”,只是百十号帮会分子参加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连大清的一个县衙都撼动不了,却好像是在给“投资人”演戏,证明自己确实在革命,好进行下一次“敛财”,继续这种循环暴动筹款方式。 这些话很难听,却也让孙文等人一时无法反驳,孙文的亲信汪精卫一怒之下,不顾危险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最终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在狱中仍然视死如归,写了不少诗句,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孙文和黄兴决定最后一搏!1911年4月,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亲自指挥,率领洪门弟子、留日学生和部分策反成功的新军士兵120余人直扑两广总督府。黄兴战至两手指折断,后成功突围,其余义军视死如归。阵亡86人,最后找到尸骸72具,其中68人为洪门弟子,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为了避免这个名字犯朝廷的忌讳,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对革命的打击是巨大的,革命党人在两三年内都再无实力策划一次起义。孙文不无悲哀地说:革命的成功,恐怕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不能及身以见其成) 革命又一次进入了最低潮,它并不单单指这九次起义失败,雪上加霜的是,同盟会的组织溃散!

同盟会内斗

1907年2月,在同盟会成立一年半之后,一次激烈的内部冲突爆发了。这就是孙文、黄兴之间的所谓“争会旗”事件。 2月25日,宋教仁日记记载:孙文、光复会的大佬章太炎、宋教仁、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人聚会,“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欢聚一堂。这次聚会中唯独没有黄兴。 三天后(28日),宋教仁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冲突。 原来,在决定同盟会会旗时,孙文主张沿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元老们;而黄兴等人认为这面旗帜实在太像日本国旗,“有日本吞并中华之嫌疑”,青天白日旗应该毁掉,从此不再用,不如用华兴会原有的井字旗——井子旗有井田的意思,象征平民政治。 孙文听后勃然大怒:如果你要想毁此旗,那就把我给毁弃了先! 黄兴也怒了,当场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事实上,对于与日本人的关系,一直是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在孙文看来,革命势力还很弱小,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势力的支持。据冯自由回忆,孙文在某些场合可能还对日本黑道分子低声下气:“逸仙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内田良平)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想想看,为了革命,孙文连这些委屈都受了,同盟会会旗有“仿日嫌疑”又算得了什么! 冷静下来之后,黄兴也体谅了孙文。他再一次退让,选择向孙文妥协,并没有因此退出,保证了同盟会没有分裂,并且自此之后,黄兴一次次奋力维护着与孙文的团结,与孙文共同发动了九次起义,当时的人们对他们以“孙黄”并称。 然而,在“争会旗”事件结束后,原光复会的两位大佬章太炎和陶成章(原光复会副会长)又与孙文发生更大的冲突。这是从孙文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开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战胜俄国,声威大震,西方不得不承认日本为“列强”之一。1906年,列强召开殖民地统治会议,特邀日本参加。这个会议决定:不支持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独立革命,以维护殖民地的秩序。于是日本不便再公开支持孙文的革命。 朝廷闻风而动,抓住机会。1907年初,奕劻亲自写信给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把孙文驱逐出境。日本政府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良平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来可以把满蒙让渡于日本,然而大清朝廷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满蒙让渡给日本的;虽然这一切还是子虚乌有,但建议日本政府不要与孙文彻底闹翻,应该采取当年对待康有为的方式,赠送一笔差旅费“礼送”出境,三年以后还可以再回来。 于是日本有关方面私下赠送了孙文5000日元的旅费,另外一个日本商人公开赠送了10000日元,这样,孙文手里就有了15000日元。当时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几日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孙文给东京同盟会本部留了2000日元,带走其他全部赠款去了南洋,继续发动革命。 孙文离去之后,《民报》归章太炎编辑,原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也留在东京本部。对于日本政府私下赠送的那5000日元,孙文并没有告诉同盟会本部,章太炎等人是孙文离开日本之后才知道的。章太炎在此事上原本对孙文就有意见,认为他留下的钱太少了,应该多给同盟会本部留下一些钱。在章太炎看来,孙文“私自收日本政府的钱”是不妥的,既然收了,作为总理,至少应该告诉大家一声,否则就有私吞之嫌。 章太炎不愧为当年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雄文的个性文人,他火冒三丈,大肆宣扬:总理孙文“卷款出走”!他将《民报》社中孙文的照片一把撕下来,要求撤去孙文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在此事上,宋教仁也站在了章太炎这边,但黄兴拒绝出任总理,再一次避免了同盟会分裂。 这就是史称的“第一次倒孙风潮”,它严重损害了孙文与光复会之间的关系。1907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成功地刺杀安徽巡抚,被捕后审问是否受孙文指使,没想到徐锡麟愤而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指使我行刺! 孙文的感情自然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三年之内不能再回日本,孙文干脆不再理会章太炎等人,也不再理会东京同盟会本部,转而在南洋全力筹款和发动革命。在之前的革命筹款中,孙文一直把重心放在欧美和日本,一直在盯着那些华侨中的富户,现在来到了南洋,意外发现了南洋是块宝地。这里的贫苦华侨反而对捐款更加踊跃,特别是泰国、越南的华侨对捐款出力最多。越南的挑水工关唐,每挑一担水只得一文钱,却把几乎是一辈子的积蓄3000余元全部捐给革命。说起来这虽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俗话说得好,“仗义每多屠狗辈”,南洋反而成了孙文离开日本后的一个新起点! 孙文很快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于他认为已经和同盟会本部没什么关系了,就重新规定了选举、经费、发展会员等办法,甚至酝酿连名字都不用“同盟会”了,再改回“中华革命党”。 但是根据之前同盟会的章程,支部的经费是要上缴给本部的,支部也是要归本部管的。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看来,孙文此举不过是他不得不离开日本之后,抛弃东京同盟会本部“另立中央”。见到南洋筹款形势很好,1908年,陶成章带着光复会骨干李燮和到南洋筹款,没想到这次南洋之行又让冲突的种子再次埋下,史称的“第二次倒孙风潮”也拉开了序幕! 对于陶成章他们的到来,孙文是反对的。他的意思是南洋的华侨也不多,筹款的市场很小,我们在这里都很难,你陶成章再来,就更难了,建议不要来。但陶成章坚持来了。据说他曾经找到孙文,张嘴要3000元,孙文拿不出来,只好拿出自己的手表等物品,说:就这些了,你把它们卖了,看值不值这么多? 陶成章认为他受到了戏弄,干脆来了一招恶毒的,与李燮和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的种种“罪状”,什么“贪污会费”“公款私用”“蒙蔽同志”等等,这是同盟会的领导层首次公开对孙文进行攻击。不得不说,连朝廷对孙文的反动宣传都没有如此“切中要害”,康有为的保皇会如获至宝,纷纷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攻击孙文为“马骗”“棍骗”,甚至多年以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时,还要从陶成章的传单中取材。 陶成章、章太炎又要求孙文辞职,这次孙文直接给拒绝了。对于孙文来说,革命的成功就是他最大的信仰,为了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孙文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在他的领导下,以取得革命成功为目标,至于其他的,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在孙文看来,革命的成功,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文都是“独行侠”,无人可商量,也无人可帮助,难免养成专断的作风。就拿他几乎从不向大家汇报他掌管的经费的使用情况来说,孙文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为了壮大革命的声势,有时候明明只筹了5万,孙文能说出来是20万,剩下的15万就说不清楚了;有时候他明明只给了某位同志活动经费2000,到了孙文嘴里,成了三四万,风声传出去后,这位同志就百口莫辩了,最后就怨恨孙文。孙文对这一切采取的是“清者自清”的态度,但在其他人眼里,这当然是一种专断。 黄兴写信给陶成章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维护同盟会内部的团结,而陶成章的回复是:“我与孙文势不两立,同盟会中有孙没我,有我没孙!” 两次“倒孙风潮”之后,章太炎和陶成章这两人几乎“逢孙必反”。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太炎在东京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成立光复会,他们收留了同盟会中对孙文和“孙派”有意见的会员,以同盟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自此,同盟会中已经没有光复会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另外一个大佬也将脱离同盟会,他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对孙文也很是敬佩,立志当孙文的“亲密战友”,但在同盟会成为同事之后,这种敬佩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在孙、黄的“争会旗”事件中,宋教仁支持黄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孙文平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黄兴之所以爆发,是这些“恶感”堆积于心,不过是找个机会爆发而已。 和黄兴一样,在对待与日本的关系上,宋教仁并不赞同孙文的做法。日本政府虽然“支持”革命,但更有吞并大清领土特别是满洲的野心,甚至“支持”革命原本就是图谋不轨。在孙文看来,革命党人不能在任何方面“帮助”满清政府,哪怕是涉及领土的问题。相反,只要能够获得日本对革命的支持,承诺一些“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也是可以的,比如把满洲出让给日本。而当宋教仁偶然获悉日本政府有吞并满洲间岛地区的图谋时,他立即运用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揭露并驳斥日本的图谋,最终使得朝廷成功地维护了对间岛的主权。 在章太炎与陶成章的两次“倒孙事件”中,宋教仁都没有站到孙文这一边,孙文以及他的亲信陈其美等人对宋教仁颇有看法。和章太炎以及陶成章的经费纠纷不同,宋教仁还与孙文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学法律的宋教仁一直注重追求一种程序正义,在宋教仁看来,不是一个人三观正了,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反过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妥当,他的三观才会变得越来越正。在同盟会里,宋教仁担任的是司法部的检事,可以说他原本就是站在“监督孙文”的立场,即便是革命真的很艰难,但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法律是不需要权力来支撑的。法律原本就是限制和制衡权力的,他去监督孙文是天经地义之事,否则就是违背了同盟会的立会原则。同时,也正是因为革命还没成功,才更加需要在革命的过程中注意程序正义,否则,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宋教仁干脆辞去同盟会里的职务,只是没有脱离会籍,这意味着宋教仁虽然没有与孙文公开冲突,但也在事实上和孙文以及同盟会分道扬镳了。他对日本朋友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宋教仁又与日本朋友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为了革命以及个人前途,宋教仁已经对同盟会以及孙文本人都丧失了信心,他已经表现出了另辟蹊径的意图。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最后一个人也会弃同盟会而去,他就是孙文本人。1910年2月,孙文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时,已经正式废除了同盟会的名号,改为“中华革命党”,同时通知南洋的队伍也一律照改,只是由于大家还是习惯称同盟会,用这个名号在筹款和发展会员方面也有更大的市场,改名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好吧,到1910年时,仅仅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同盟会,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即使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者之命!”章太炎的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革命是一项新兴的事业,革命和革命者本身都还很幼小,都需要成长。需要成长的包括孙文、黄兴,也包括“反孙”的章太炎、陶成章和宋教仁。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连续九次起义失败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恰恰是当时大家都不怎么在乎的同盟会组织的溃散。有句话说得好,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如果同盟会这个组织还很强大,起义失败了,还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再一次发动,否则,即使起义侥幸成功,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支撑,也会很快走向溃败。 这就是说,革命阵营的根本问题是:当他们为古老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其他组织,都还无法取代满清统治集团成为新的政党,它们还无法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而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早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大清国家机器太强大,只是同盟会等任何革命组织都还太弱小。 有一个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在各方势力的合力、绞着之下,他最终将从朝廷最高领导人手中取走退位诏书,终结这个人心离散的大清王朝。他就是袁世凯。而一切的事情都要回到1906年11月,从袁世凯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之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