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

裕禄参战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裕禄一直很郁闷,作为总督,他有守土之责,也有维护一境平安之责,所以他一直强力“剿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裕禄发现对他顶戴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义和拳,而是洋人,但从甲午战争过来的裕禄更加清楚:洋人是惹不起的。

于是裕禄只好紧盯慈禧,太后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使馆卫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西摩尔军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6月12日,1700名俄军海军陆战队进驻天津租界(位于天津城外“紫竹林”,也称紫竹林租界),裕禄也放行了。

6月13日,慈禧终于给了裕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动武的明确授权,同时将聂士成军调回天津协助裕禄。聂士成回撤天津的有十营七哨,加上原来驻扎天津的直隶练军三营,总督府亲兵500,天津总的兵力有6500多人,而紫竹林租界里的联军人数是2500人,虽然兵力是洋人的三倍,但裕禄总担心洋人会出其不意地攻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大沽口的七国联军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要求自动交出炮台,而罗荣光将情况写成第一份军报派快马飞报裕禄。津沽间的距离只有100里,这份军报应该很快就会送达裕禄手中。我们暂时不管它的去向,先看裕禄这边接着发生的事情。

到了17日卯时(凌晨5点至7点之间)——也就是大沽口战斗快要结束、七国联军即将占领炮台之时,紫竹林租界方面突然给裕禄送来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是各国领事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发来的,他们告诉了裕禄与罗荣光军报里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外交文件的方式告诉裕禄的:大沽外的七国联军已经给罗荣光守将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罗荣光在17日凌晨2点前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开炮轰夺!

裕禄看到所谓的这份照会简直鼻子都气歪了。很显然,洋人玩了很大的花招,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才又把这件事情通知他这个最高行政长官。而更可气的是,这份照会上面的落款日期竟然是16日,也就是说是在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之前,洋人的解释是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是早点送过来的,只是路上耽搁了。

连环计啊连环计,两国之间交战,如果要“师出有名”,不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把柄,除了军对军,还需要政府对政府,而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与天津领事给裕禄的照会配套使用,洋人就达到了不宣战而实际开战的目的。在大沽口的罗荣光来不及做完备的备战,在天津的裕禄没时间支援,同时也在“最后通牒”时间之前通知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目的!

事实上这里面的名堂还不止如此。相信大家还记得:16日子夜,在天津的江苏粮道罗嘉杰给荣禄送去了一份他弄来的“疑似照会”!

也就是说,从6月16日亥时开始至17日卯时,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里,分别有三份文件先后送给大沽口炮台、直隶总督衙门和朝廷,一份是“最后通牒”,一份是照会,最后一份是疑似照会,而它们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分别刺激大沽口炮台前线守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和朝廷开战,解决无法“宣战”的难题!

这就是洋人在“照会事件”中的嫌疑之处,时间上太巧合了,最需要朝廷开战的这个结果的,除了端王集团,还有洋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搞阴谋诡计似乎是东方人的专利,洋人对这些东西嘛,主要是他们学不会。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利益是会令人疯狂的,正是因为如此才彰显相互制衡的伟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难怪后来的慈禧在那份战争动员的上谕中要特意强调洋人是靠“诈谋”,看来也不能说她是无端地攻击人啊。

此时的裕禄简直出离悲愤,也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头上的顶戴可能不保。

很显然,洋人有把握又是发“最后通牒”,又是发“照会”。照这种情形来看,大沽口炮台危矣,十有八九是要被占据了!洋人是很“狡诈”的,但这并不是说他裕禄就没有责任。

早在6月15日之前,因为发现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动情况,罗荣光就派专人向裕禄报告洋人很可能会进攻大沽口炮台,而裕禄同志做了什么?他向慈禧报告了这则情报(“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然后他什么都没做了,没有向大沽口方面发一兵一卒帮助守卫大沽口炮台。

接下来,罗荣光在16日晚接到“最后通牒”,同样派专差飞报裕禄,按正常情况它应该是比领事区照会先到的。如果这份军报早就到了,裕禄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大沽口了。但按照裕禄后来报告给慈禧的说法,他是在接到照会后再接到这封军报的,也就是说,在接到照会之前,他“并不知晓”大沽口之战已经打响了,所以他也没有派援军。

由于军报的接收方是总督府,好吧,我们也只能相信裕禄说的是事实,但现在已经接到照会了,按常理,裕禄仍然需要向大沽口派援军——紫竹林租界里虽然还有2500名八国联军,但天津的兵力是他们的3倍啊,租界联军又没有出动,你不把天津的军队调去支援大沽口干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在细细考虑之后,裕禄不仅没有向大沽口派出一名援军,甚至连一名了解情况的侦察兵也没有派出!似乎要将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进行到底。

应该说,裕禄这种反常的决定,跟多年来清廷中一种很普遍的军事思想是有关的,那就是——重陆防,轻海防。大臣们似乎认为,海疆总是守不住的,只有“马上”的打仗,才是真正的打仗。所以鸦片战争60年以来,大臣们头脑里还没有“走向海洋”,朝廷也还没有“走向海洋”。

在裕禄看来,总督府所在的天津就是重心,而大沽口只是一个要塞,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天津(“力顾津郡”)。

而在裕禄更深层次的考虑里,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也恰恰才能掩盖他的失责,保住顶戴!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情?不着急,我们先来继续了解天津方面的情况。

没有向大沽口派援军,此时的裕禄最紧张的就是租界联军会不会突然进犯天津,他希望将最多的兵力留在天津,就可以“威慑”租界联军不敢贸然出击。然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租界联军并没有被天津的“重兵”给吓到,17日上午,在大沽口炮台已经被攻占的消息正式传到租界后,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