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第2/3页)

李鸿章办理的那些商务也没有一个取得较大的成功的,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被官督商办这种政策拖累的。中国人最擅长经商了,就好像是天赐的本领一样。只要让国家为他们制定商业法律,广阔地开辟市场,保护获得财产的权利,自然能够使得土地没有废弃的财物,没有废弃的劳动力,国家的富裕和强大指日可待。但是在今天,每次要办理一个新的商业项目,先要把这件事上奏给朝廷,并且还要为这件事派遣相关的大臣监督操办,就算是选用的人非常恰当,也会因越俎代庖而坏事。况且派去的大臣常常是奸诈、腐败的官吏,他们把自己的官位看作自己发财的利器,依靠手中的权力把持事务的管理大权,要挟别人,狐假虎威,把持着大局,那些已经入股的人怎么能不寒心呢?那些准备入股的人又怎么能不驻足观望呢?所以中国商务一直都无法兴盛,也可以称得上是李鸿章倡导的官督商办主义为它埋下的祸端。

我敢用一番话武断地说:李鸿章确实是不知道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国家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政府和人民各自有什么权力和受限制的地方,不知道大臣应当尽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十分茫然,完全没有认识,以为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文物、风俗,没有一个是不比其他国家的优秀的,那些不如西方国家的东西,只有枪支、大炮、船舶、铁路、机器,我们只要学习他们这些,那么洋务运动这件事就算完成了。这是近些天来全国上下谈论时务的人所倡导的论调,而李鸿章确实是这一派别中已经有三十年资历的老前辈了。那句话说得好,无盐效仿西施的笑容,寿陵人邯郸学步,终究只能是越学越丑,最后没有什么收获,反而弄巧成拙,这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见识确实还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我曾经看过他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关于不可以裁撤轮船制造的二次讨论的折子,上面说:

微臣个人认为欧洲各个国家,这百十年来,从印度到南洋,从南洋到中国,闯入中国边界心腹地区,实在是之前的历史没有记载的。从古代开始,凡是没有和中国通商的,没有一国不客气地拜访边关,来向中国请求互相通商的。咱们皇上就像天朝上国的统治者一样,用签订条约的方法笼络这些国家,现在地球东南西北合起来总共九万里那么远,居然全都聚在中国,这是三千多年来局势的一个巨大的改变。西方的人专门仗着他们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枪支、大炮、轮船,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横行霸道,中国一向用的武器装备比不上他们的先进,所以才受制于西方国家。在今天还说攘夷,说要把西方国家的人全都驱逐出境,这本来就是不负责任胡说妄想的话。如果想用和平方式守住这片疆土,也不是没有武器就能保得住守得住的。(中略)那些士大夫禁锢在章句的学问里,对数千年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的局势保持愚昧的态度,满足于眼前苟且偷生换来的暂时安宁,而那么快就忘记了二三十年的那么痛苦深刻的巨大的创伤,也不去想此后的千百年怎么安定国家内部,抵御外来的侵略,这是停止修建轮船的商议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臣愚钝地认为,国家的一切费用都能省一些,只有养兵、边防、制造枪炮、制造打仗用的轮船,这些开支万万不能节省,如果要省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国家最终还是不能强盛起来。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因为台湾事变筹划建立海防,李鸿章上奏的折子这样说:

在这里总理衙门陈述请示六条。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久远的打算,没有什么遗漏的,实在是挽救时局的最重要的对策。其中不容易一下子办好的原因在于,难得优秀的人才,经费不好筹集,派系很难消除,旧的习俗不好根除掉。这些方面总是不改进,即使每天都设置海上防守,也只是画饼充饥。因此今天最紧迫的事情,就在于努力破除成见,来一些实际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防守边疆,重心大多都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实力上的对比,各国关系,已经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了。况且还有固定的疆界。在今天,东南海上的疆域有上万里,各个国家在那里通商和传教,来往非常自由,汇集进入京城还有其他各个省份的内部大量聚居,假装借着友好往来的名义,暗地里却怀着掠夺侵略的计谋,一个国家制造事端,各个国家都跟着一起煽动,这实在是数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局势的变动,洋人的轮船和电报的速度,瞬间就能行进千里;新式武器精良,威力是以前的百倍,又是数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强劲的敌人。外国侵略变换成这样,但是我们却仍然想用现成的老办法应付,就好比医生为病人治病,不问他有什么症状,就一概都给他古方,肯定不会有什么疗效。庚申之后,西方的势力向我们内部侵袭,侵略沿海地区,爱国志士没有不内心愤怒、情绪激昂的,纷纷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些局外人胡乱议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办事的艰难,等到询问他用什么方法自强,怎么才能抵御外来侵略,他就一脸茫然的神色,哑口无言。臣在洋务方面经历的时间比较长,看见的、听见的也比较广,对于敌人和我们自己优势劣势的地方,知道得比较深刻,看一下现在的状况,财力、人力都还很不足,又过多地拘泥于传统,被众人的意见牵制,即使想要振奋也有些困难。《昳经》里面说:“穷则变,变则通。”大概就是不变通,才在战争中进攻或防守都不能长久,想靠讲和来维持也不可能持久。

李鸿章又说:

最近这些拘谨的古板的读书人,大多认为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工作对人是一种侮辱;那些想要投机取巧的人,又把避开洋务当作成就自己清高名声的方式。如果朝廷不努力弘扬新风气,破除以前旧有的那些陋习,实行让国家富强的实用的办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势最终就不能预料,等到后面,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还要严重。就中国这么大来说,却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这就不仅仅是担忧了,更是可耻的事情。

由这些可以看出,李鸿章本来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是三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大的变局,本来知道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得到安定,本来曾经想要求得之后千百年安定国内、抵制国外侵略的好的方法,本来知道旧的方法不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本来知道如果不是维新变法,那么不管是战争还是防守都靠不住,本来知道派系的界限不消除,以前有的习俗不废除,那么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甚至知道今后会缺乏人才,而且程度比今天会更加严重,中国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时候。他的语言是沉痛的,我一直到现在读它们,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李鸿章如此忠诚,有那么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又长久位于重要位置,手中握着重要的权力,但是他的成就却只有今天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兵事,却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有内政;只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百姓。每天责备别人在大局方面愚昧,而自己对待时局却搞不清楚;每天责备别人乱搞派系,旧的习气难以戒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只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罢了。他不知道今天世界上的竞争,不在于国家怎样,而在于国民什么样;他不知道西方各国之所以能够解除派系、破除以前的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而这种动力能够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两个能够提供强大动力的率先有觉悟的先行者,从而能够引导别人一起,形成改革的风气之后,再利用下层的力量,这样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如果不知道这些,不忧虑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就算了,既然已经知道了,也已经担忧了,凭着他的地位、他的声望,在朝廷上可以获得君心,从而指挥百官,在百姓中间可以制造舆论来鼓舞全国,只可惜李鸿章没有这样做。我这才说:李鸿章受人诟病,就在于他不学无术。所以说:他是被当时局势造就的英雄,不是可以造就时势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