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生死攸关的一步棋（第2/2页）

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权力核心。随后，李又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

在李“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唐朝初期，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

对于李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还挂着“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开府仪同三司”不过是个虚衔，是专门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以李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李李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

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只有两种选择，为其所用，或者为其所灭。李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宁愿选择第三条路——惹不起就躲着走。其实很多时候，逃避并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候反而是智慧的选择。人要因时因事而变，这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

事实证明，李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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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复出，将其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李的司空一职其实也没有多少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李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在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可以借助李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微弱到无法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尽管如此，假如皇帝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正因为如此，李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棋，走好了，可以满盘皆活；走不好，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有了李这样一股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也是高宗和武昭仪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高宗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而出。

在高宗皇帝酝酿的突围风暴中，废后立武是关键点。而李不负君王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了李的支持，让高宗皇帝如释重负。他开始像真正的帝王那样大展拳脚，自家的朝堂本来就应该自己做主。他先是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就这样被砍掉了。

他同时又以向皇帝投毒罪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即平民），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兄弟也被削去官职流放到岭南。对自己曾经宠爱过的两个女人和她们的亲眷如此刻薄，到底是君王心似铁，还是武后绝情人？

在这件事上，许敬宗做得更不厚道。他向高宗建议说：“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有特进、追赠司空的文件在，他的后代仍然可以因此靠门荫入仕，请一并撤销。”就这样，已经去世多年的王仁祐的官职也没了。

经常替长孙无忌冲锋陷阵的褚遂良也被发到千里之外的长沙，身在长安的长孙无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样子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高宗皇帝终于迎来短暂的、属于自己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