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第3/5页）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乾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乾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乾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乾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乾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乾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乾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乾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乾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乾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乾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无障碍。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乾的想法很类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是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乾，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

在对广州外商进行严格管理之外，雍正的眼光也没有放过澳门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贸易，结果澳门的外国人揽过这笔生意。他们不断地增加船只，扩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经有二十五只洋船了，澳门领土上居住着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随时准备弹压。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提出建议：“澳门现在有洋船二十五只，我们给他们限定，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船只坏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们贸易扩大后，会有更多的西洋人过来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换，但是其他的人随船来随船去，不可以在澳门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限制了洋人的贸易活动，那些在澳门的洋人必须遵守清朝法律，还得缴纳赋税，如同侨民。

雍正与天主教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一直到康熙年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统治者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不干涉。

但是康熙末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马教皇屡次派使者来华，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尊孔，不可以祭天，甚至不可以祭祖。康熙对此非常生气，说道：“看了罗马教皇这个告示，发现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就是和尚和道士中异端者信口雌黄也不过如此。这么嚣张，那好，从今以后西洋人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免得他们多事。”

没想到，康熙这一纸禁令下来后，居然持续了一百二十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取消这个禁令。

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比康熙更甚，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看到康熙允许天主教传播，雍正当时就很不理解，康熙禁教之后雍正坚定地支持他。

康熙虽然下了禁教的决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禁止传教？那别人已经盖好的教堂是不是应该拆了？已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这些，康熙都没有作出指示。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奏说，西洋人在各省盖教堂，经常暗地里传教，人心渐渐被他们蛊惑了。觉罗满保建议雍正将这些传教士都送到京城里做奴仆，或者驱逐到澳门。

雍正虽然批准了这个粗暴的建议，但是让他们执行起来时温柔点，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沿途帮着他们点。雍正这么说不代表他更善于替别人考虑，仅仅是担心教民闹事。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则勒令他们尽快改变信仰，不可继续迷误。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到北京后请求雍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让礼部讨论应该怎么做。礼部回答说：“这些西洋人在中国，倒也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吏治没有什么大害。他们带来的历法和算法这些东西，对于民间毫无用处，他们宣传的东西跟圣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愚民轻信了他们的话，终究不是好事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省的西洋人全部安排到广州的天主教堂里，不许他们外出传教，也不许老百姓信教。”

雍正的回复是：“对西洋的这个天主教，我也没有什么深恶痛绝的地方，只是这个教派对中国的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害处，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要过于为难他们。”

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遭禁跟罗马教皇的禁令有很大关系，如果罗马教皇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天和祭祖，康熙可能就任其发展。所以，其根本原因还是天主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外来宗教，譬如像佛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但前提是这些宗教能够跟儒家思想融合，至少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