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

十多年来，熊卫民教授投入极大的心力从事中国现当代口述科学史的工作。他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执着，孜孜不倦地追寻和打捞历史，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让他们说出积淀在心中的故事，总是能挖掘出闻所未闻的史实，为读者揭开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这些年来，他完成和发表的口述科学史作品众多，堪称我国口述科学史的第一人。

读者现在见到的这部新著，是熊教授十余年来口述访谈的一些单篇作品的选集。其中所访谈的科学家，有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沈善炯、邹承鲁、何祚庥、谈庆明、胡亚东等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突出的学术成就，而且阅历丰富、个性鲜明，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见解，能够言人所未言。他们个人的经历，也见证着中国科学的成长和曲折。这部书的访谈对象，还有巴延年、桂世茂、李毓昌、罗登、薛攀皋、宋振能等专职科技管理干部。他们虽然不如那些科学家知名，却是中国科技界不可或缺的一类人物。他们是不同时期共和国科技事业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与许多著名科学家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亲历了诸多重大事件。对于他们的访谈，常常能揭开很多尘封的往事。

这些作品，大都在不同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面虽然不算很广，但其中一些甫一发表就赢得了专业读者的好评。现在结集在一起，将一个个人物的经历，一个个单独的故事拼接起来，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界一些重要的、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即使普通读者看起来也会饶有兴味，而且令人深思。

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现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深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共产党人对此早有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科技事业，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就建立起规模浩大的科学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基础科学到重大科技工程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同时，科技事业也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事业一样，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特别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给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本书的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被卷入其中。作为亲历者，这些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回顾了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以及政治运动对科技工作的重大影响，从50年代初期的土改、“镇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等，到50年代中后期的批判胡适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60年代的“四清”运动，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俯仰沉浮，栉风沐雨，历尽沧桑。时过境迁，这些运动对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冲击和影响，却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书中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回忆，为正在远去的历史留下了鲜活的证词。

拒绝遗忘，不仅因为那些运动在许多科学家个人生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因为这独特的试验在世界科技史上的罕见，从中可以概见中国现代科技的兴衰得失及其因果。而对此，人们至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大概这就是受访者和访谈者不顾老病、不辞辛劳地留住往事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著名的“曹禺现象”，即一些知名的作者在1949年以后创造力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与此相似，中国现代科学史上长期受诺奖情结的困扰，表明中国本土少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世界第一流的重大科技成果。本书从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事例，像施履吉、沈善炯等先生的遭遇，为人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吸取历史教训，告别斗争哲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基本上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普遍共识了，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旧思维的定式仍然多多少少存在着。

如果说政治运动对科技事业的影响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很快消退的话，那么科技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存续的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就更值得探讨了。书中涉及的科学界的“领导权”问题，就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即使在经过科技体制改革30多年之后，不仅没有解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场合还更加突出了。

我国科学界的权力架构包括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三个层面。“文革”以前，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特征，曾出现过“以党代政”、“以行政领导代替学术领导”等问题，给科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本书讲到的“大跃进”运动期间的一些突出事例，大概难以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吸取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教训，力图要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效果并不明显。最近30多年来，学术行政化代替了学术政治化，学术领导体系组织不健全，常常处于若有若无或沦为行政领导系统的附庸之境地。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时代却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当前科技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焦点所在，然而人们对此似乎视若无睹，或者讳莫如深。

为什么通行的学术共同体的规则在我国科技界遭到扭曲或不起作用？对此薛攀皋先生指出：“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薛先生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令人感慨。从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50年代经历了以政治化为核心的重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是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制度化建设的严重滞后，反而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以新的人治为特征的问题。因此，重塑学术共同体，仍然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阅读这本书稿，重温那些科苑往事之余，拉杂写下以上这些感想，难免偏颇，只是给读者思考中国当代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提起一些话头。

是为序。

王扬宗 2016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