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

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5年11月18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薛攀皋先生（2005年11月25日熊卫民摄于薛先生家）

心理学是当前时代之显学，实践价值也非常大，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充满了坎坷。在这篇访谈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回顾了1949—1976年间，中国高层党政机构和要员介入中国心理学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令其多次起落、反复变化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干预对于科学事业所造成的影响。

我对改革开放前心理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关注。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与社会学、摩尔根遗传学等的撤销是受苏联的影响不同，心理学的撤销是中国自主决定的——我问过好几位在苏联留过学的心理学研究人员，他们都说，苏联党政系统没有对心理学发动过有组织的批判运动。第二，从195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开始筹备到“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科的消灭，它折腾的时间很长。第三，这期间，从正确到错误，又从错误到正确，反复了很多次。第四，决定这个学科命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决定这个学科的兴亡。第五，感同身受。自1951年9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科研管理部门工作起，我长期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亲身体验了心理学大批判运动的冲击。

丁瓒与心理研究所的筹建和降格

在建立心理所之前，先有一个筹备处。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责成宣传部长陆定一筹建科学院。从白区来的心理学家丁瓒和从红区来的化学家恽子强协助陆定一工作，物理学家钱三强也参与其事。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机构，以此为基础调整组建了第一批17个研究所，另设了3个研究所筹备处。心理所筹备处是其中之一，1950年6月向文委备案。

从当时的状况看，心理方面成立研究所条件是不够的。这得从心理学的历史说起。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关注心理活动并试图对它加以诠释，并且也有不少哲学著作曾探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但是，独立于哲学思辨的现代心理学的创立，一般是以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而中国引入现代心理学的历史更短。到1917年时，在校长蔡元培（他是冯特的学生）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才开设心理学课程，并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随后，许多高校开始设心理学系。这些系有的设在理学院（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等），有的设在文学院、教育学院（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大夏大学等）。1929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心理学专门研究机构——心理学研究所。

虽然成立了不少心理学的教研机构，但由于战事不断，中国的心理学发展缓慢，学校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心理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则更是人员分散，难以为继。1948年，该所所长汪敬熙请假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中研院曾多次函电促其返国主持所务，均无切实答复。1949年10月，该院院务委员会决定，撤销该所，将仅存的一位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鲁子惠）并入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图书仪器也暂由该筹备处代管。于是，在中国科学院接管中央研究院驻上海办事处和研究所时，该所就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理所仍被积极筹备。这跟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的丁瓒是心理学家，希望心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有关。他联络了不少心理学家，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积极推动此事。竺可桢副院长（当时兼计划局局长）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在195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心理研究所筹备处是丁瓒主张成立的，召开心理学专家会议讨论此事，也是丁瓒发动的。由于丁瓒是习心理学的，故急欲心理所之能成立。“郭沫若已答应，所以势在必设。”

心理所筹备处成立时，主任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陆志韦，副主任为丁瓒、陈立、曹日昌。1951年12月，心理所正式成立，由曹日昌任所长。当时曹日昌还在院部工作——先当计划局副局长，后当办公厅副主任，再后来又担任联络局副局长——这些都是重要的岗位，他去研究所的时间不可能太多。

研究所建起来之后，起到了吸纳人才的作用。到1953年1月时，该所已经差不多有30位工作人员。就在这时，它突然从研究所降格为研究室。

这跟丁瓒受处分有关系。他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老党员，曾经脱党，并一度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再加上一些工作作风方面中的问题，1953年前后他被开除出党（1980年才平反、恢复党籍），并被调往心理研究所。我当时不是党团员，不清楚详细的原因。但明显是因为丁瓒的关系，心理研究所被降格成了研究室。

对于这样的降格，我个人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丁瓒只是心理所筹备处的副主任之一，心理所正式成立后，并不兼该所行政领导职务。他只是在该所降格为研究室之后，才担任室副主任。我不知道张稼夫如何看待丁瓒。后者肯定是得罪了一些人，但降他的级未必要使心理所跟着降格。

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1951年底，心理所把1952年度的研究计划呈报给中国科学院的上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文委”），很快就有反应。1952年1月8日，政务院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给心理所发了一个有两页长的文件——《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些意见》，对他们的计划基本予以全部否定。接着，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陆定一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亲自对此发表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