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导火线

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部，居然还出了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干部，这令中央政府大为欣喜。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参与进来，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即将引爆一场更大的骚乱……

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邮传部担任局级调研员（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宜昌在湖北境内，宜昌至万县是川汉铁路中唯一动工兴建的路段，李稷勋肩上的担子自然就很重，要协调湖北与四川之间、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种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的手下有近4万名筑路大军，多是四川人，工作地点又多是艰苦的山川地带，一个不留神，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压力很大。

也正因如此，李稷勋成为川路公司内几乎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在1911年7月初赶到北京，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令中央政府很重视。

积极保款

李稷勋是6月27日离开宜昌的。在纷纷扰扰的川路接收方案中，已经动工的宜昌段关系到川路接收的成败，关系到大局的稳定。

他本来一直在等川汉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到湖北上任，但端方一直滞留北京，而中央政府与川路公司已经因接收的方式和补偿问题发生了冲突，这令在铁路建设第一线的李稷勋十分担心，便直接入京，一则与川籍京官们商议，二则要面见端方。哪承想李稷勋赶到北京时，端方却已经南下就任了。端方7月3日到达汉口，两人正好交错而过，没能碰上。

李稷勋本是戊戌年的二甲第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博学多才，师从王闿运，与杨度是同门师兄弟，精衡鉴，重实学，在京都口碑不错。他又是京官，在邮传部机关任职，关系多，人头熟，便开始频繁地为川路的安排斡旋起来。

盛宣怀立即接见这位难得明白的干部，畅谈之后，盛宣怀在7月5日发给端方的电报中，表示“李瑶琴（李稷勋）到京面谈，甚愿将存款并办宜归（路段）而不能出现”。可见，李稷勋与甘大璋等川籍京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同一天保路同志会发表了宣言，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川路总公司给李稷勋发来了密电，告诉他：政府正在征求将路款全部附入国家铁路的意见，而同志会的“目的在废约拒债，不仅保路保款”。如今四川总督赵尔丰仍未到任，股东大会则还在筹备，因此川路公司拒绝政府查账；护理四川总督则站在保路派一边，多次帮助代奏，令中央十分生气，希望他及早回宜昌，一同准备对付办法。

真正能做事也真正在做事的李稷勋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端方在汉口到任后，立即了解到李稷勋才是宜昌路段的灵魂人物，要保障川路平稳过渡，处理好川路内部和外部的分歧，乃至协调川鄂之间的关系，避免宜昌的数万工人发生长沙那般的群体性事件，必须取得李稷勋的全力支持。

端方提醒盛宣怀，李稷勋只是因为守制在家才被中央硬安排了川汉铁路的职务，一到守制期满，他肯定要拔腿返京，那时将无人可以接手。他请盛宣怀务必趁李稷勋在京期间商定办法，稳定李的情绪和信心。端方本人则十分希望能早日在汉口与李稷勋面谈。这些电报，日后都被同志会和后世主流史家解释为端方要求盛宣怀收买李稷勋，硬生生地将一池清水搅浑。

1910年时的汉阳铁厂。川路总公司为对抗中央政府“逼收”川路，要求宜昌分公司不再从国营汉阳铁厂采购铁轨。

在与盛宣怀及在京川籍干部多次长谈后，李稷勋顶住了来自成都的压力，以宜昌分公司董事局的名义，在7月8日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明确提议附股于国家铁路。

在电文中，他分析道：川路公司已经用款八九百万，在上海亏损了近三百万，如要政府承担这些并且归还现款是绝不现实的。在这“存款无多、倒款无着、股本原额亏短甚巨”的情况下，即使能退回现金，如何分配发还股东是一个大难题，“支配极难，讼事必多”。如果将这笔退款不发还，而是兴办别的实业，“不惟委托难得其人，股东亦多不认可，万一意见歧出，办理乖方，则消耗益巨，收束更难”。如果国家能将所有用款、存款、亏空全盘接收，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年息六厘，并将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完全使用川款，不动用外债，则川路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这对政府来说，要同意民股并入且不用外债，需要对外做工作，同时将数百万亏空浮滥一律认可并换发保利股票，财政部门也一定有意见，他希望大家为了川民和川路的利益，积极争取。

客观地说，这是为四川上下考虑得最为理想的方案。与保路派们提出的全额还款、余款完全归现有团队管理的方案相比，更具备现实操作的可能；而与甘大璋等京官的方案相比，他进一步提出了宜万段应该动用川路余款修建，这就有效地化解了保路者们担忧四川将承担相应外债还款的顾虑。果能实施这个方案，则于铁路大利，于四川中利，于政府小利，和谐发展是肯定没问题的。

李稷勋的方案也能帮助中央财政少借700万两外债，盛宣怀对此欣然同意，愿意认可川路公司的亏损及浮滥，并全额换发国家保利股票。盛宣怀在7月15日密电端方，认为朝廷的态度暂时不宜公布，以免横生枝节，当务之急是催促赵尔丰到任，换下离心离德的王人文。赵尔丰与四川官场关系疏淡，而且手段雷厉风行，这种时候能起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

同日（7月15日），李稷勋从北京致电川路总公司，再度强调“保款为上”，总公司应当约束同志会，不要横生枝节。

但此时川路公司高层放的那把野火已经渐成燎原之势，难以控制。7月20日，总公司给李稷勋回电，表示“破约保路”已成风潮，借款合同不废，即使全额转成国家保利股票，运动也难以消停下来。当保路派将川路上升到保卫宪法的高度后，就很难下来了。他们在文件中提出：“中国人民皆知不立宪，国必亡而身家必不保。今之路债明明破坏宪政，厉行专横，谁不痛心。况资政院、谘议局应议之权，全被剥夺，乃院局存灭之关系。政府虽有推翻院局之心，院局岂甘自归消灭？”笔杆子邓孝可在报端宣称，要解决路政问题，“须先认清此事最重要之点。借款收路一事，在吾人认定为宪政前途上之破坏属第一义；合同失利，夺路国民，授诸外人为第二义；至邮传部蔑视人民，侵掠商民血资犹属第三义。盖剥夺川民者，损在川省一隅；丧失路权者，损在路政一事；至本根上破坏宪政，则举国永永陆沉矣”，“于此不争，而曰立宪立宪，则将来不过三五阔官，东描西抄……出数十条之钦定宪法，于事何济？故国人不欲吾国为立宪国则已，不认定立宪可以强吾国则已，不爱吾国而听其亡则已，非然者，唯与政府以痛击，使其惕然有所惧，翻然有所悔，使知吾民所畏者非死也，畏法律也；使知徒恃其专横野蛮，一步不能行，则宪政可以固而国基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