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督府

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而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沥沥地笼罩在成都的上空。

已经过了晌午，总督府内外人声鼎沸，一片忙乱。数百人已经冲进了总督府，他们左手持着光绪皇帝牌位，右手拿着香，闹嚷着。警卫部队一退再退，终于退过了仪门，后面就是大堂，退无可退。

65岁的赵尔丰站在大堂门口，全副朝服，花白的胡子在秋风中颤抖，四川省政府的高级干部都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本是要在这里接见民众代表的，人群却不理会，毫无秩序地只顾往里冲。

赵尔丰下令军士们喊话：“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这牌坊就在仪门和大堂之间，但人群根本就不听。再度喊话：“不许再冲一步，否则就开枪了！”失控的人群直冲过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人群继续冲进大堂，这里已经是总督的办公区域了。赵尔丰长叹一声：“挡不住了，没有法了！”

枪声响起……

商榷书or宣战书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朱国琛及刘长叔（其父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杨允公等，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撰印的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分发传单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血雨腥风。

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保路纪念碑，在四川成都人民公园内。

“现在自保条件”有四条：一是保护官长，但怪异的是并非依靠军警保护，而是要由同志会“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名”来保护；二是维持治安，也是要依靠同志会力量，一旦因罢市出现“乱民乘机肆扰”，“乃兴大兵弹压，迫令解散”，却含糊地没提“大兵”是政府现有兵力，还是另组兵力；三是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因为罢市、罢课、罢工损害太大，应该另谋办法；四是各项租税由各州县的议会“妥善存放”。

而“将来自保条件”则多达15条，除了发展铁路、航运、实业、教育等民生事业外，还提出编练国民军、建立兵工厂等敏感建议，直接提出了枪杆子的问题。

至于自保经费，他们估算为2000万两，并且乐观地说，全川7000万人口，若纳税人口在4000万，则每人每年才负担5钱。

更为重要的是，商榷书在最后明确提出，对待反对者“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换言之，就是毫无商榷的杀无赦。

这份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政府、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

当天晚上，藩司尹良将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员及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请到藩司衙门。尹良激动地说：“大家想必都看见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了。我早说争路不只是争路，其间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该明白了，再不想法，我们就要被看管起来了。”

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尹良的嗅觉的确十分敏感。这份商榷书，正是加剧官民对抗，火上浇油，给“革命”创造机会的一次策划。后来有史家赞赏这是一种灵活的斗争方法，既激励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又保全了革命党的实力。如此一来，保路运动的主角——立宪派们和政府渐渐被逼上了对决的绝路。

根据周善培的回忆，尹良说完这番话后众官员们沉默良久。尹良随即问朱庆澜：“这以后是你的责任了，要你来保护我们了。你的兵能打仗不能打仗，这时候全听你一句话来定办法了。”

朱庆澜在屋里徘徊良久，说：“陆军里的议论都是主张争路的，命令他们打匪，他们一定去打；如果命令他们打同志会，就怕指挥不动。”巡警道徐樾也表示，如果罢市还不结束，警方也就无法继续维持秩序了。

尹良听了，气馁地坐下。周善培于是提出，事到如今，只能再集体致电中央政府，请收回国有成命，让川路继续商办。众人于是公推周善培起草电文，电文中先汇报了商榷书的大概，然后提出，情势至此，“非偿还已用之款、撤换李稷勋所能了事”，要求川路继续商办。电文最后说，考虑到情况危急，如果三天内还收不到中央政府回电指示，省里就将“矫旨办理”，以便先稳定大局。

众人都赞同，尹良只是一个劲地叹息。此时已经晚上10点半，众人便打电话给总督府，请求面见赵尔丰。睡梦中的赵尔丰被叫醒，尹良问他是否看到了商榷书，赵尔丰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在罢市之外又添一个捣乱的办法，都是办不到的事，不必管它。”

司道们把电报稿给他看，他看到“矫旨”二字便大皱眉头，说：“这可不是随便玩的。”周善培就讲了些历史上矫旨的故事，劝说道：如果能把大局定下来，中央政府是能理解矫旨并且还会嘉奖；如果中央政府不采纳这个电文则大局必坏，那时也无所谓什么个人利害得失了。赵尔丰沉思之后，终于点头同意。

此时，赵尔丰已经接受了尹良对商榷书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叛逆宣言，并且怀疑是蒲殿俊等人在背后策划。

逼上绝路

次日，一切都出奇地风平浪静。平静的后面，暗流涌动。

9月7日上午8点，各司道及川路公司高管们冒雨到藩司衙门开会，这是他们自从罢市以来每天的例会。但尹良却没出现，下属们说他生病了，在上房忌风。

众人闲扯了一个多小时，正准备散去，尹良忽然派人来通知，说是接到了邮传部的回电，请大家一同到总督府看电报去。

9点半钟，众人赶到了总督府，结果在客厅里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尹良和赵尔丰都没露面，问警卫，警卫则说总督正在开会。众人无聊，有的打瞌睡，有的抱怨，有的干脆走出总督府到街上买烧饼油条。

中午12点，门外传来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众人都觉得惊慌和奇怪。十几分钟后，警卫来请司道官员先入内晋见。众官员在另一间客厅里见到了朝服整齐的赵尔丰和尹良，赵尔丰劈头宣布：“天天请你们设法请大家开市，你们不肯帮忙，市不能久罢下去，我不得已，已经把闹事的几个人扣留了，以后不劳诸位了。”说完，也不等司道们说话就送客。官员们莫名其妙地退出客厅，正想各自散去，却又听说总督府已经被闻讯前来请愿的人群围堵，出不去，只好耐心等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