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围城（第2/3页）

根据日后主流史家的说法，这次会议后，四川各地的革命就在保路运动掩护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而保路运动的罢市、罢课、罢工也是这个会议的成果。在号召夺权的《商榷书》发表的同时，地方政府得到情报显示保路派（实际是隐藏其中的同盟会）将于9月中旬大举动兵，这其实也是赵尔丰抓捕其首脑人物的主要动机。

但是，已经有学者考证发现，这次里程碑式的资州罗泉井会议居然纯系子虚乌有。其唯一的史料只来自同盟会会员唐宗尧、胡恭先合著的回忆文章《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不仅孤证无考，而且文中涉及的细节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及矛盾。其中的与会者们，有的甚至还在监狱中被关押着，无论时间、地点、议程、决议等都难以经得起严谨的推敲，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一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虚构作品，而绝非史料。

尽管关键部分都是虚构的，主力武装也是地方的会党势力，这并不妨碍同盟会将“同志军”的历史地位上纲上线，甚至将同志会、同志军的缔造都归功于自己。四川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日后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相比之下，孙中山要客观多了，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四川一些同志军打出了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军之旗帜”。至于口号与实践是否一致，那就很难说了。

四川之外，同盟会在湖南、湖北也多方从事地下活动，采取的手段与四川相仿。同盟会元老居正等人认为湖北的保路运动是“一部分无聊绅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众运动，以张体面。余恐碍我等之进行，暗中破坏，故示镇静”。

李劼人记载道：“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成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

一直在合法、非法两种手段间徘徊的保路派，到了全川鼎沸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宪”不“宪”的。他们闹保路运动，本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成都惨案之后，同志会就派出人员“分向川南一带，与各地同志分会联系，策动其组织民团，进攻省城”，也要拿起枪杆子了。其中，如满口法律与文明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通过其父亲作为川北辈分极高的哥老会老大的关系，与新津、温江两地的会党取得了默契，使自己“在川西南的同志会首领和哥老会舵把子中颇有号召力”。这为日后他被赵尔丰释放后，试图举兵暴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四川独立后利用兵变，从长期的工作搭档、都督蒲殿俊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连一贯以宪政面目出现的蒲殿俊也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崇尚力量是人的本能，更是权力的本能。在保路运动发展到了靠枪杆子说话的地步，所谓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其实，即使号称圣人、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也曾经耗费巨资在美国的华裔子弟中建立了一支小型军队，并且有模有样地到纽约阅兵，过了一把干瘾。

长期潜伏

赵尔丰下令开枪之后，成都全城戒严，兴奋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如获至宝，缒城而出，赶到城南朱国琛主持的农事试验场。在朱国琛手下工人们的协助下，他们制作了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投入锦江，这就是著名的“水电报”。

四川本是以江河闻名，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嘉陵江就是四条大“川”，极其发达的水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高速通道。时值江水上涨，“水电报”顺流散布，收报人又如法炮制，制作更多的水电报投下，信息迅速传遍全川。

这已经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三次“水电报”了。第一次“水电报”是朱元璋统一西南、消灭大夏政权之战。当时明军分东、北两路军攻打四川，夏军凭险固守，明军进展极慢。明将傅友德在攻克阶州（今武都县）、文州（今文县）、绵州等城之后，为汉江（今沱江上游）阻隔，正值江水暴涨，“乃以木牌数千，大书克阶、文、绵州日月，投汉江顺流而下”，于是“蜀守者见之为之解体”。

第二次“水电报”是在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头领奢崇明占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随即包围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后升任四川巡抚）带两千士兵防守。攻守僵持102天后，在反攻前夕，朱燮元“造水牌数百面，投锦江顺流而下”，上书“沉舟斩筏断桥梁，严兵以待贼”，结果“贼夜半果逸，乾象（朱燮元派入叛军的卧底）等内变，贼营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营走”。

第三次“水电报”即为成都惨案发生当天发出，如果说同盟会不是蓄谋已久，显然是过于小看他们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效率了。

说起来，同盟会对四川的渗透还要归功于日本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以汉口为总部的日本谍报机构乐善堂就专门建立了四川支部。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此人后来探知北洋水师的运兵计划，导致运兵船“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引爆甲午战争，在天津被捕，后被处决）等人，就以成都、重庆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他们提出的远期计划是在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谍报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孙中山与洪门执事的合影（1910年）。

甲午战争中，孙中山趁日军在东北、华北大举用兵之时，举行了第一次广州暴动。战后，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就提醒他，四川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四川为负隅之地，以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孙中山虽然认识到“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但并未采纳日本人的建议，而是继续以他的老家广东为主要活动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