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末路

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1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

士兵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他们十分愤怒，举枪便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士兵们赶过来，举枪要发。曾广大又劝阻道：“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估计当时还有警卫、侍役等陪在端方身边。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殓也。”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电文“母病故”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钱。当时，四川全省局势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心的士兵们发生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国内中英文媒体，以及美国《纽约时报》（T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这些人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开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众人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他们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辛亥革命汉口保卫战中的革命军士兵。

众人一合计，下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成为了“以明心迹”的工具。

元戎惨死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清军入关时入了旗籍。

众人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清朝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当年扬州、嘉定的屠杀，及剃发、文字狱等摧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只喊着：“福田（福田是曾广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无论是帝国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关于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叹，肯定不是为了勾结“封建主义”的需要。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账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