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根据雪珥北京演讲录音整理综合）

【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在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会党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王朝就毁了。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帮会势力一闹事儿，一个王朝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清王朝这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淘空了。不用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掉。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传统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地方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日益成为中央政府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政府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政府权威就这么丧失了。

【保路保的是什么】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3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政府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政府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浑。朝廷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权力下放要刹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整个王朝的基业。他们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权力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的局面——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政府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政府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谘议局，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闹矛盾。当时中央政府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混到总督巡抚的，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政府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政府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政府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