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军事统帅部的指挥节度，较为集权化。各地区的作战构想及指导，往往由统帅部基于上层人员的判断而制定，与战场状况难免有所隔阂。尤其以国共内战（1945—1949）初期的作战为然。原因在于各部队指挥官的军事思想不统一，个性不同，作风亦异，有求稳妥者，也有喜冒险者。以致统帅部不得不越级指挥，以求统合发挥战力。因此，统帅部除直接指挥绥靖公署及战区外，经常指挥战区、绥署以下至绥区、整编军或军团，甚至有的指挥至整编师。不过到了国共内战后期，统帅部的威信不足，此种情形则转变为各地“剿匪”总部反有擅自变更战略构想或不听指挥者，如东北、华北及华中均是如此，造成指挥节度紊乱，这也是导致蒋介石军事上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29]
统帅部集权指挥方式的优劣点如下。
（一）优点
第一，能使所有军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同一战略目标作战，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第二，能使各种背景不同、素质各异的军队，在统帅部的指挥下，齐一行动，不至于形成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
第三，当统帅部具有充分威信时，可激励战志，增强士气，促进部队上下的团结合作。
（二）缺点
第一，过分干预下级，使得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的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难以成为有为的将领，甚至养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依赖心理。[30]
第二，各地区的战略构想及指导，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的指导，战机稍纵即逝，如等上级决定后再采取行动易失战机。[31]一位当年的军事将领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并认为这是当年军事指挥上的一大弊病：
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最快、最近的也要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长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此。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32]
第三，一个地区内常有数个战场同时进行作战，在缺乏健全的参谋人员辅佐的情况下[33]，如每一战场均听从统帅部的指示，将使得统帅部无暇应付。
第四，统帅权集中的指挥形式，必须在统帅部先有充分威信时方得实施，如统帅部的威信不足，则必造成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
统帅部的这种集权指挥方式适与中共军队相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的指挥关系，初期较为松弛，及至1947年夏，也逐渐趋于集中，但是对于下级各地区野战军内的各部队，则自始至终甚少干涉；同时，重要决策或计划，多先征询下级意见，甚至进行往返数次的研商，最后才由中央军委会做成定案。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均是如此。此外，中共军队下级部队的独断权责较大，上级赋予下级的任务较具弹性，有时仅以作战目标给予下级，并不作细部指示，因此下级部队，尤其各野战军，即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战场现况，指挥作战。故其战略可以充分取得战术的支持，部队特性也可以因应敌情的不同，而作充分的发挥。[34]1948年初，徐复观（曾任侍从室参谋）即曾在蒋介石面前，将国共两方的指挥方式作了以下对比：
有不少人认为总裁（按：指蒋）直接指挥作战的方式不太妥当……匪军特性之一，是他们的机动能力特别强。由前线的团长、师长，把情况逐级报到总裁这里来，再由总裁指示下去，中间经过的时间，匪情已经有了变化，再适当的指示，也成为不适当的了。尤其是养成他们遇事请示的倚赖习惯，缺乏积极的责任心；失败后，把责任都向总裁身上推；这种风气应矫正过来。[35]
蒋听后一言不发，可见对于徐所提意见也知道得十分清楚。[36]
不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既然集权式指挥方式为一项特色，则好越级指挥者，即应不限于蒋介石一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如阎锡山[37]、陈诚[38]、胡宗南[39]等，普遍均有此倾向。军界人士以为，将领的喜好直接指挥，乃是自长久指挥小兵团的经验中养成的习惯，而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及经验所致。[40]但是笔者以为，这些将领喜好直接指挥的习惯，乃是其个人经验与军队“集权式指挥文化”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1941年起，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41]，1945年1月，蒋介石也曾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42]，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除了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同时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仍为一个农业社会，所赖以联系者，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苦时，军队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蒋介石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以士气取代组织，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团、班，经常自己出面外，尚须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也须他亲自召见圈定。因此，他的好发手令和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43]。事实上，长官越级笼络干部，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如军长越级笼络团长、师长越级笼络营长等。在胡宗南的部队中，胡不仅常越过兵团笼络军长，甚至常越过军长笼络师长[44]；又如在薛岳的第四军中，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也非经他本人的批准不可[45]。
手令既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内容和格式即必须讲究。在称谓上，对一般部属，当然可以直称下属的姓名与官衔，对关系较为密切者，则使用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称“焕章大哥”或“焕章如兄”，对阎锡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称“德邻兄”，甚至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也称“汉卿兄”，下面称弟署名。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因其为拜盟兄弟马福祥之子，故称“少云世兄”。对林森，为表示尊敬称“林主席”，下署蒋中正。对黄埔学生，本可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为了笼络人心，也常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