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沟通型幕僚的必备条件

成功的沟通型幕僚，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是个人的才干，二是良好的社会关系，三是能够不辞辛劳，在个人才干方面，这批人多有擅于言词和遇事机警的特质，例如张群“极善言辞”，何成濬有“三寸不烂之舌”和“纵横家特长”，[5]吴铁城“平日喜交游，善应对，他那恢宏的气度，磅礴的才气，爽朗的个性和庄谐并发的词令，对任何人都有一份吸引力”。[6]在社会关系方面，这批人多有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例如吴铁城，即有人认为他什么朋友都可以交，什么人才都可以用，无论什么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他的交游广阔，无论何种领域、何种阶层，均有广泛的接触。他既是政学系重要成员，又与国民党内元老派、孙科“太子系”、CC系、黄埔系、朱家骅系，甚至海外华侨，均有一定的联系，其人际关系网络之密，在近代人物中无人可比。[7]何成濬则是“既善与人交，又乐于助人”。[8]他利用江湖义气与一起抽鸦片烟的方式广泛结交青、洪帮分子，通过这些人拉拢一些杂牌部队；又借着与蒋的关系，获得一些杂牌部队的信任。[9]而张群和何成濬的共同特色，是既熟悉南方的军政人物，和北方的军政人物也多有来往，是为蒋策反敌对势力的最佳人选。最后，这批人多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例如张群于中原大战时期奉派赴东北拉拢张学良，他为了达成任务，竟然打破平日的生活规律，陪张学良打了二十一个通宵的麻将，并有意“放水”，使其心情愉快。[10]何成濬拉拢刘湘，也花了极长的时间，他通过友人牵线，与刘湘通信，竟长达10年之久。[11]

民国时期，各地军系割据一方，但是均有幕僚在各方奔走协调，合纵连横，何以蒋的幕僚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一般以为，蒋氏幕僚除了上述三项条件之外，尚拥有以下两项优势，系为对手无法相比者。第一，财力雄厚，可以重金收买对方。例如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恐阎锡山与冯玉祥的势力与桂系合流，乃期盼云南的龙云能够出兵，以免腹背受敌。3月，蒋电请张群转告王柏龄赴滇促请龙云出兵，中央可提供30万元“出兵费”，[12]后又陆续追加至100万元，足供滇军三个月之用。[13]此外，各方均急欲争取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均派有说客停留沈阳。最后张学良倒向中央，主要是蒋所能提供的条件最为优厚，张群、吴铁城赴东北时携有巨款，如不够尚可随时自中国银行提款取用。吴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高过日本25元的价格，为国府订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给东北250万元。[14]1930年8—9月间，蒋介石连发数电催张出兵，又承诺提供“出兵费”200万元及公债1 000万元。[15]除了张学良本人，张、吴二人对其手下也进行收买。例如吴铁城即曾以山珍海味，遍请张学良总司令部高级人员赴宴，并由其妾周旋其间，负责招待。堂前设有十余桌麻将，宾客就席娱乐者，每人面前抽屉各置大洋20 000元，胜者可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均与吴成为好友。同一时间，阎锡山与冯玉祥也派代表贾景德与薛笃弼在沈阳进行游说工作，不过由于所带经费有限，与吴铁城等相较，在相形见绌，即送礼3 000元也需要去电请示。[16]据一项资料显示，张、吴二人所用交际费，共计在100万以上，而阎锡山和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贾景德，每月所花交际费仅有5 000元，因此在争取张学良时，即居于不利地位。又如何成濬为了收买东北军于学忠的重要干部马廷福，甚至通过旧部陶敦礼许以300万现洋[17]（另一说为200万），[18]并先汇至沈阳中国银行100万元作为订金，争取马投蒋。[19]第二，拥有封官授爵的权力。北伐期间，蒋介石为了拉拢地方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曾委任新投靠中央的地方军人军长名义，达数十人之多。[20]中原大战期间，蒋为了争取张学良，先于6月12日电告吴铁城，表示将北方政治委托张学良，并促张尽速出兵。[21]9天后正式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22]并派张群与胡若愚（张学良代表），携陆海空军副司令派令及印信赴东北与张学良洽商。[23]蒋又曾先后请张学良对赴俄代表，外交部次长，青岛、北平、天津三市市长，内政部长，军事参议院长[24]等重要职位，推荐人选；而阎方代表贾景德等向张游说时，仅允诺将来组织政府时，由张方罗文干任司法部部长，王荫泰或莫德惠任外交部部长。[25]又如1933年中央争取川系将领刘湘时，任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亦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