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方（第4/6页）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
你不配！
短短几年时间，云南成了天下大乱中的“世外桃源”，应该承认孙可望功不可没。但是，云南的繁荣，也让孙可望渐渐忘乎所以，与李定国、刘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便意外阵亡。李自成好歹还有儿子（但也没什么用），可张献忠在弃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儿子一起给剁了。
老板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干掉了，几万大西军还在，到底听谁的？情况危急，大西军将领来不及多想，儿子没了还有“义子”，咱们听“义子”的。
麻烦的是，张献忠收“义子”居然也搞“批发”，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个都是，这可咋办？前面说过，大西军将领最后拥立孙可望为“盟主”。
不过，“盟主”不等于“老板”，充其量是个“召集人”。战乱时期，大家忙着跑路，顾不上搞权力斗争。一旦平定下来，孙可望便暗中“偷换概念”，从“盟主”摇身一变，做云南的“土皇帝”。
李定国、刘文秀显然不服气：无论是当年做将军，还是后来自己封王，咱们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东、安西、定北、抚南），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当我们俩不存在？
孙可望渐渐发现，摁住云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搭档”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云南一片歌舞升平，但统治层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个人都有掌握大权的资格，总不能搞“轮值主席”吧？孙可望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这个危局，等到手下的将领“选边站队”，云南极有可能不战自乱。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初跟他订立盟约的是杨畏知、沐天波，这俩人不过是前明的地方官员，并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见。孙可望盘踞云南，永历朝廷并没有表态承认，那么云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盘？
笑话！这也是难题？没人承认，咱乐得自己做主！——真是这样的话，孙可望的麻烦更大。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孙可望了，这不是欠揍吗？如果遇上一个爱管闲事的前明遗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义，串通李定国、刘文秀把孙可望给办了！
麻烦太多，关系太复杂，看上去千头万绪，其实想破解这个僵局也并非难事。孙可望需要的，不过是永历朝廷给个名分，而且高于李定国、刘文秀。
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理所当然地领导李定国、刘文秀，他们想造反也缺乏舆论支持。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治理云南，还能向四川、贵州等地招揽同盟军。
一纸“委任状”，所有难题全盘搞定！想到这一点，孙可望不禁豁然开朗。
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孙可望派杨畏知、“户部侍郎”龚彝前往肇庆，联络永历朝廷，并为自己请封“秦王”，为李定国、刘文秀请封侯爵。事关重大，孙可望对这两位前明官员不怎么放心，又派心腹潘世荣、焦光启一同前往。
对于永历朝廷而言，一纸“空文”换取云南一省，还有几十万的抗清队伍。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简直是千载难逢！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笔本应实现“双赢”的完美交易，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肇庆引发了轩然大波！
四月初六，杨畏知、龚彝抵达肇庆，将孙可望的请封书递了上去，引起朝堂一片哗然！与往日的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不同，此次朝议，群臣的意见高度一致：你不配！
客观地说，孙可望的嘴张得太大，“破格”破得实在是太离谱。
其一，在明朝，给活着的异姓封王没有先例。
二百多年来，明朝的异姓王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而且全都是死后追封的。
其二，“一字王”与“二字王”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封王的惯例，“一字王”一般封给直系皇亲的，如福王、桂王等，还有朱元璋的老外公和老岳父（俩人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前就挂了）。旁系皇亲只能是“二字王”，如靖江王、郧西王等。追封开国元勋也都是“二字王”，如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
其三，在明朝的“一字王”中，“秦王”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明朝的第一任“秦王”是朱元璋的第二子朱樉，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明太祖所封二十四亲王中居长。“秦王”就藩西安，一直传到第十四任的朱存枢，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后来下落不明。秦王不仅是明朝的亲王之首，而且传袭时间仅次于靖江王，达到二百七十三年之久。
难怪举朝震惊，这哪里是“请封”？直接让朱由榔给你孙可望腾位置得了，何必这么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