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冷暖自知（第2/6页）

关于孝，孔子先生已经有过专门论著。在我们这个家天下的时代里，所谓国家，就是扩大的家庭；所谓家庭，就是缩小的国家。所以，儒家才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句话不仅指的是做事要从小事做起，更重要的是，以治家的观念去治国，以治国的理念治家，都是可通的。

比如，孝道就是一个。孔夫子说，居家，子孝父；出仕，臣孝君；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君爱臣，犹如父爱子。孝道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更是整个国家的润滑油，它只会使国家变得更加稳定和谐。

在家，薄太后就是我的父母；做了皇帝，百姓和人民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我听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亲自种田以作表率。除此之外，我甚至把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通通废除。甚至是，还把加于百姓身上的刑罚，撤的撤，改的改，还百姓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我做得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自代地来长安当皇帝以来，新衣服都舍不得穿，新房子都舍不得盖，就连小老婆吵得要块好布做衣裳，我同样舍不得让她们拖着裙布落在地上。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节俭从约的习惯，不仅是我有一个好家教，更重要的是，是要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和冤气。怨的是，天生匈奴，就是促进汉人进化的天敌，让我们这个国家屡屡被骚扰，攻击，掠夺，简直就像是长夜里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也正是如此，后世有许多愤青甚至骂我软弱，不敢对匈奴做深入追击。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是因为他们统计过，在我的任期内国家经过长时期的休养，老百姓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心里也有新想法了。

这个新想法，当然是指可以向匈奴讨回尊严了！

面对着这些零零碎碎的指责，我就在想，在生命的长河中，生存权和尊严权，同等重要。如果偏要在这两者之中选出一个更更重要的，那你们会选哪一个呢？是人民生存权，还是国家尊严权？

是的，我们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掠夺和骚扰。但是，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

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

因为，我们祖辈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二 恒前，启后

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公元前157年，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即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之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就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并且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尊贤贵义称“恭”；刚强直理称“武”；温柔贤善称“懿”；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谥号外，庙号更不可少。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人活一世，谁不想死后能进供庙吃冷猪肉。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多论功而盖。于是，就论功盖庙，就有了庙号。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能顶得住三五百鞭的。这些人不被鞭死，也多半是残废，要不就是落得了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竟然被活活打死。做好事竟然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样鞭打怎么行，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嘛。于是，马上下诏：鞭打五百下的，改三百；鞭打三百下的，改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