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艺术家大聚合

在宋廷南渡、金朝定都燕山（北京）以后，留在北方的一些杂剧艺人还在自己聚居的行院里从事着艺术活动，他们所用的宋杂剧脚本，一般称为院本。院本都没有能够留下来，但据某些记载判断，它比早先的宋杂剧又进了一步，故事性、连贯性有所增强，滑稽表演的成分也有所增加，而有些段落的演唱已经是代言体的了。金院本，是宋杂剧的直接嗣承，也是宋杂剧向元杂剧发展的一个过渡形式。

这是一次重要的过渡。完成这个过渡的先决条件，在于戏剧艺术家的大聚合。

首先是各路演员由流离到聚合，而演员们的聚合，又以观众的聚合为条件；其次是剧作家与演员的聚合，这个聚合比前一个聚合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个聚合，使中国戏剧从审美本性上走向了自觉。

先说第一种聚合。

宋元之际的长期征战，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大幅度的破坏。但是，作为战胜者的女真、蒙古贵族是喜好歌舞伎乐的。即使在激烈交战的当口上，他们也不忘记向宋廷索取杂剧艺人、讲唱艺人、百戏艺人。（例如1127年金人就向宋廷索取“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瑟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这样，在他们的军事、经济后方，如山西、河北的某些都市，便集中了不少艺人，并一直保持着浓郁的伎艺演出气氛。（张庚、郭汉城、王季思等戏曲史家认为，金元时的真定、晋宁（平阳）地区是金、元统治者统治北方并向南方用兵的后方根据地，经济稳定，集中了众多艺人，为元杂剧的形成作出了特殊贡献。）13世纪60年代前期，忽必烈修复大都（北京），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山西、河北等地的艺人便向这里集中，伎艺演出有了更坚实的立足之地。由于这是在长期流徙之后才获得的集中，因而显得颇为畸形。杂剧，便置身在这个好像布满了激素的社会氛围之中。

再说第二种聚合。

蒙古统治者铁蹄所及，中原文明遭到践踏。这种践踏，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被轻贱，被蔑视，被遗弃。蒙古贵族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职业分十级，文士儒生竞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十种职业等级有两种记载：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叠山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郑所南集》）。惟七、八两级稍异。）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也被中止了七八十年，统治者当时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中选拔人才。这样一来，元代的文人，基本上处于条条道路都被堵塞的困厄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身边颇为繁盛的伎艺活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可做和能做的事情不多，常常到勾栏里去打发无聊的日子。不久，他们看到了自己施展才能的余地。

当这些落魄文人终于与演剧艺人相依为命的时候，原先粗糙芜杂的戏剧，也就与较高层次的审美意识联合在一起了。汰净、拔擢、剪裁、校改，尤其是大量的创新，出现在他们的合作之中。

文人投身演艺，一开始必定会有心理障碍，但一旦投入，其中的杰出者就会对戏剧生活不忍割舍了。他们改造了戏剧，戏剧也改造了他们。他们的最高代表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中写道：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而忘忧。分茶、颠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子弟每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镴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扳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一派落拓不羁之词，一副坚韧顽泼之相。其实，这是一代新兴艺术家的人生宣言，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敢于挑战、纵死无悔的共同形象。

宋元之际的北杂剧作家像温州地区的南戏作家一样，也有一种以“书会”为名的行会性、地域性组织。这种书会，保定有，汴梁有，大都有，后来杭州也有。进入书会的剧作家，被称为“书会才人”、“书会先生”。书会与戏班子有密切的联系，书会中的剧作家大多深通演出实践，其中有一些本来就是艺人。他们自然懂得戏班子的需要，而戏班子也常常直接对书会提出剧目要求。

元杂剧先在北方崭露头角，随着宋朝的最后覆亡，元朝的统一中国，元杂剧也传播到南方，并在南方获得声誉。元杂剧的繁盛期，一般定为元贞(1295—1297)、大德(1297—1307)年间，这是有理由的。如天一阁本《录鬼簿》中，贾仲明一再称颂元贞、大德年间的剧坛盛貌，有“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一时人物出元贞”、“元贞大德秀华夷”等句。现代戏曲史家，也多看重这个年代，认为元贞、大德时代是元杂剧的“唐虞盛世”。实际上，时间还应前移。至少在至元(1264—1294)年问，一群杰出的杂剧作家已有大量作品问世。（王国维认为元杂剧的鼎盛期在于自太宗取中原至元一统五六十年间。董每戡在《说元剧“黄金时代”》一文中指出，五十余位著名杂剧作家大多在元贞、大德间已亡故，元剧的鼎盛期应在至元这三十一年间，而元贞、大德却是开始衰落的起点。）因此，粗略一点说，整个13世纪后半期，是元杂剧的繁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