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喷玉泉幽魂（第2/2页）

这个故事以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之春为背景。故事中，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路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并吟诗道：“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随即又吟诗一首：“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

许生望着此人，猜想他是仙还是鬼呢？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两三里路，天色已晚，来到一个叫“喷玉泉”的地方。喷玉泉在寿安山下，白居易曾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此时，白衣叟回头道：“我听说有几位名士，会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这一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许生好奇，执意跟随，白衣叟不语而去。许生尾随，见前面有很多侍从，他穿插其间，侧身而过，侍从们像没看见他一样。随后，他来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屏气窥视。有四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个神貌昂然，一个短小精悍，一个高大少须，一个清瘦机警，四人皆“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按唐时规定，朝臣的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带相应的鱼袋。此制度开始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鱼袋用彩帛制作，到武则天时废除，后于唐睿宗景云年间恢复。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上面四人的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北面的石矶上。这时候，白衣叟来了。

四人说：“玉川，为何来迟？”

白衣叟说：“适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于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所以来迟。”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一二位的遭遇有些相同，有些深蕴。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四人闻听，以袍袖掩面欲哭。

神貌昂扬者说：“我知道作者是谁了，莫不是当年在伊水上接受我帮助的那个人？”

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大家郁郁不乐。这时，白衣叟叫四位快饮，但几巡过后，叹息声未绝。白衣叟说：“旧游故地，无以自慰，可以诗篇代音乐，何不以‘喷玉泉感旧游书怀’为题，作七言诗？”

白衣叟先写出自己的：“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垄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

神貌昂然者：“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彩照洿宫。”

短小精悍者：“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

清瘦机警者：“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

高大少须者：“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

诗成后，五人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乌鸦老狸，随声和之，令人悲伤。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渐渐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

许生从草丛中爬起来，上马寻旧路而去。将近黎明时分，抵达甘泉店，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女店主说：“昨夜三更，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难道是他们？”说着，她打开钱柜，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

身着官服的四人如此悲伤，从他们的诗句和不断的叹息中，我们可以遥想背后隐藏着何等惊心动魄的往事。最先明确提出此故事是写“甘露之变”遇难的四位宰相的，是北宋钱易所著的《南部新书》。故事中，白衣叟提到柱上之诗，但不知作者为谁，而神貌昂扬者说：“我知道作者是谁了，莫不是当年在伊水上接受我帮助的那个人？”这个在伊水上受到其帮助的人，正是《纂异记》的作者李玫。按《南部新书》记载，当时李玫写完该诗后，被人告密，险些被杀。后来他把那首诗嫁接到本故事中。故事中的“四丈夫”，自然是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的化身：“长大少髭髯者”暗指李训；“消瘦及瞻视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贾餗；“少年神貌扬扬者”指舒元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还有一个“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此人被认为是著名诗人卢仝。按史上记载，卢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变”爆发于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前一天晚上，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血洗皇宫后，宦官仇士良又指挥神策军到四名宰相的府邸大肆搜杀，卢仝遂在王涯家遇难。人生之命运，偶然如此！

“甘露之变”后，朝臣畏宦官如虎，仇士良又派刺客刺伤了新宰相李石。但值得一提的是，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宦官那一套，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就上书朝廷质问：王涯等宰相为什么被杀？罪名是什么？国之宰相，怎会谋反？即使有罪，也应由朝廷处治，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甚至称：若朝中宦官凶顽，他将发兵长安。在刘从谏的威胁下，仇士良才渐消气焰，一直到武宗即位，也没敢再有什么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