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4/5页）

季肃出自生活优裕之家，元璋亦然；季肃自己不知理财，而为南屏惜财，元璋为南屏理财如自己，我都不胜钦服。我曾对季肃笑说，我若另外办一件事，第一个想要挖她的人是元璋。在同事中，我同元璋多一种特别接触。在币值跌落无定之际，教职员薪给随时需要调整，由季肃定几条原则。元璋按原则结算分送。季肃自己的薪水如何办？开校董会将不胜其开。每次由元璋电话告我增薪比率，大概季肃所定者，低薪的加得多些，高薪的加得少些。我代表校董会决定季肃在中间一级，我说：“取最高，曾先生不安；最低，校董会不安。”元璋算出数目告我说“如此，我送了”，以此为常。

南屏不向外界募捐，艰难时都由校董会自设法。我曾陈述我的意见：“受人之惠而不感激则无良，受人之惠而即改观感则无宗旨，教育与其他善举不同，宁缺无滥。”同人无异议。抗战后，我的亲友由川滇归来，分别送我现款，指明转赠南屏。此事由君怡、性元提议；远道而返，不送我其他礼物，而助我正需要的地方。他们知道庾村毁损太多，难于着手，而南屏则根基已固。我后来知道这些是他两家摆地摊卖去行李之钱。胜利初期情绪兴奋，则亦受之而安。在昆明植桑制酒成功的运成舅汇来五十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款，在当时亦不算少数。赠款者还有其他朋友。这是南屏惟一接收赠款的一阵，后来闻者渐多，却之不恭而受之不安，恐违同人原来之意，我婉转请停止。这笔款成为南屏基金的一部，在后来金圆券时代悉数遵令拿出兑换，有负赠者盛情，故记此以志不忘。

南屏立案成功后，季肃提议定“校训”“校歌”。在第一次校庆典礼，我代表校董会解释“校训”，及其“用功标准”如下：

“忠”：忠于国，忠于事，忠于人群；不以小忠害大忠，不以私忠害公忠。

“诚”：不妄言，不妄行，不自欺欺人，守信义，守信念。

“仁”：敬长，扶幼；同情可怜者，援助不能者。

“毅”：不浅尝而止，不畏难而退，不见异思迁，迂回曲折以达目的。

“宏”：心境宽大，善与人同；责己重，责人轻；不嫉人之胜己，乐他人之成功。

“勤”：心不懈怠，体常劳动；今日事今日毕，明日事今日定。

校训匾额挂在礼堂，我说明，讲的人亦只“高山仰止”，与同人共勉之。最后我口述一付对联，送与全体同学为祝，辞曰：“求得有用知识，表现合理行为。”这付对联在南屏十周年校庆时，请沈尹默先生写了木刻，由教职员合送，挂在两旁；那是我最后一次代表校董会的时候，我自己亦属教职员一份子。

我从未作过歌曲，莫干小学“校歌”不是我作。我觉得校歌要以唱者——学生为主，不能自称自赞，亦不能用命令或受命令口气。最好做到“若自其口出”。于是南屏的校歌又派到我身上。草稿先给季肃和夏尊先生看过，同人同意，即请音乐家李君制谱，歌曰：

江潮滚滚，郁郁群伦，以播以迁，诞我南屏。

木欲茂兮培根，水欲长兮资深。

满堂同学兮莘莘，载磨载硺；满堂同学兮莘莘，载磨载硺！

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

亦由我在校庆时先解释歌意而后合唱。“江潮滚滚”是浙江之潮，推动教育者之热情，不忘南屏前身由杭州而来，记历史而不是分门户。南屏每年有两次大典：元旦的校庆，六月间的毕业式：两次我都作校董会的代表致辞，每次都唱国歌为始，唱校歌散会。我最后一次听此歌声，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卅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前，局势甚紧急时，我完成教书十年之约，参与所教最后一班高三毕业式。向例，行毕业式之下午，同学会演剧送毕业同学。这年是最寂寞的一次，代以师生聚餐，我亦参加。在这以前几个月，我的亲友陆续离沪，仲完和性元离沪时都邀我同行，仲完且为我定妥船位，我均以十年之约相差无几，情不能已，而得她们谅解未同行。自抗战以来，我又一次自愿孤立矣。这次，季肃不但未强留我如往日，且时时为我耽心，私问同事中之比较“左”倾者：“如沈先生者，留着不要紧否？”有一个时期，我亦见季肃日夜或冒暑奔走，老人与老人有难言之同情，然不愧对责任矣。卅八年的除夕，我备好两封信送南屏：其一是正式致校董会的辞职书；其二是致季肃、元璋、元琪、之微、韵漪、仰苏六位最初来邀我参加的同事，说明次晨我不再代表校董会出席校庆典礼，下午当到学校看同学会的戏，吃学校寿面。附花篮一只为我的贺礼。时季肃正北上为女儿入院分娩不在沪。我所以只早一日送信，免同人再来相劝，十年之约是有言在先的。抗战中，我曾经有一时表面上不为董事长，租界被占领后，校董会议决教育不中断，我愿随诸同事照常上课，并声明异日如有过必同受，惟董事长或不免为外界注目，请准我辞。季肃愿代我，在议事录上写我因病辞职，待我康复，实际我负责至此时始交卸责任。

十年来，大半的时间在艰难中过。在一个无可告诉的时期，处五六百个同学和三十来位同事中，日日向前推动，季肃校长的职务是不易当的。她尽可能请到好的教师，安排可以读书的环境；我尽可能周旋其间，说几方面可得平心的话；我们都尽可能自己少做坏的榜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教职员希望待遇稍好，家长希望学费不增加，这两个问题就绝对冲突。每遇校庆开会，各级都要独有表现，节目安排到两天。我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说几句话，我说：整体须互相随喜，庶几“八音克谐”，若一音硬要独出，反伤全调。南屏短短历史，庆祝要两天，若干年后校庆，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我在讲前贤往哲不同的思想见解时，劝同学对当前问题要用自己的判断。不但赞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对亦须如此。若只盲从，则成系侥幸，败乃冤枉。青年无不可爱，然甚易变，能有理性，则差亦不远。一个同学曾问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我告她：社会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撑；支撑者愈多，则病去愈快，少碰壁矣。我离沪前不久，这同学正由金华过沪北上，夫妇都任教职，生活不像宽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电车站送其上车，甚为高兴。从我这一辈以来，中国已经有不少青年，承受国债多于国恩。刹那间，壮志被习俗、生活引诱，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若干年来，利用或压迫青年，政治势力渗入学校，为国家民族，这点是难以苟同的。据同人经验，抗战中的上海，是最无干涉而可以专心办学，言之伤心。胜利后，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学子亦被几方引诱或压迫，渐多外骛。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毕业式，我的致辞超出平常范围。往常速记者事后都来索我原稿，这次未曾，手头尚有草底，理出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