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黄膺白先生家传（第3/4页）
初，是年四月，先生应召赴赣讨论北行时，政府之意，拟并党务、政治、军事于一以利指挥。先生以身不在党，于军事久隔膜，谢不能。又令自兼一省或一市，以资伸缩；亦不欲。故最初政整会组织，为财务、政务、秘书三处，大抵从前北平各政治组织之旧也。先生就职伊始，以财政必须中央统一，则军事政治可免割据；即将华北财政划归财政部。亦不愿干涉各省市行政，迁改财务、政务两处为调查处、参议厅、建设讨论会，由执行机关而为设计指导机关，先生所自画其范围，而务切于实际者也。华北五省两市中，惟北平市及北宁路局两长，出自先生推举。一二年间，平市既整顿市容，厉行禁毒有成；北宁路局所解铁道部之款，一时为全国各路冠。先生方竭力以成部属奉公之忠，不有一毫尾闾安插之方便也。闽省人民政府之变，不惜以外援为后盾，南北俱奔走酝酿。有来说先生者，先生竭爱国爱人之诚，用釜底抽薪之策，旬日之间，动以利害，制其机先，阴弭分崩之患。当事急时，其自矢之忠贞，对人之坦白，解释国家与个人前途利害之殷勤恳切，退食时往往与家人觌面若无睹，相对不一言，必欲尽至诚使来者了然于向背之影响，心悦而后已。尝谓对本国人总好说话，虽吃力不觉苦；惟本国人屡屡不识大体，直令人伤心，终叹息二十余年不有内争，何来外患？涓埃之力，从事搪塞，无裨国家。其后日本既少信义，交涉层出不穷；官吏狃于故常，痛定不复思痛；社会恃虚娇之气，空言张目；先生周旋其间，转移无力。在职两年余，忍难言之痛，未尝一日稍伸其意。屡病，羸日甚，政府初给假养疴。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始明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夏，卧病莫干山；秋八月病亟，返沪入宏恩医院，医者断为肝癌症，十二月六日晨九时半殁于寓，年五十七岁。方先生病时，蒋公在粤，日以电来问疾，亦云日以实报。蒋公返沪，至医院，坐久之，从容告先生以政治近状，且谓所准备已达半程，再一二年者，国家事当有把握。其后先生告亦云曰：我曩者每健谈，今日蒋先生不令我多言，所喜者国家兴复可期，我死亦无憾，何况于病？呜呼！先生盖不自知其病之不治也。蒋公设辞以为最后之慰藉，是知先生之病且知先生之心者也。先生临终，值百灵庙小捷。半昏迷中皆指挥军事之语。张岳军先生群在榻旁高声曰：“弟等当继兄志为之不怠。”呜呼！先生既自竭其力矣，有责者又如此其慰先生也，先生宜不复有余憾也。
先生初娶于吴，继娶亦云，无子，女熙文、熙治，熙文适江阴沈璇。亦云承命保存文稿，继续其乡村教育事业。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莫干山麓庾村。亲友会葬者数百人。简丧速葬，谨辞国家荣典，不以无益耗有用，不以个人累众生，皆守平日遗意。
先生宅心纯洁，于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用之则行，行无所瞻顾，舍之则蔽，藏无所悔忧。生平言行一贯，不依流俗浮沉。读史慕管仲诸葛：以为善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庶几政治家之手腕；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政治家之胸怀。在朝在野，无不兢兢业业，以守法为荣。所经职务，未尝快一时之意，贻不了于后人，留国家之隐患。无事之日，视城市如传舍，以山林为故人。不置身任何公私营业，不插手任何公共机关。尝言为人须独往独来，拿得起，放得下，庶几免于世之所谓土劣也。一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而选士拔才，不求附己，倾心用人，必成其功而分其过。失意者为纵横捭阖之论，务令在大端远处着想，怅惘而来，平心而去。排难解纷于无形，辄为大慰，不求知不求谅也。严族类之戒、大夫无私交之义。举世以为“日本通”，而与日本人不接私人杯酒之欢，对中日间经济文化事业，从不生义务权利关系。议论终朝，不出百年大计之外。故虽邻国之人，亦贤者敬而不肖者惮焉。所办莫干小学，规划悉出躬裁，朋友笑之曰：“以君之力，曷不办一大学？故人岂不乐成之！”曰：“此我个人之心也，当以个人之力偿之，办小学则我力所及，不烦朋友也。”学校筹备时，拟名未得，有请用先生夫妇名白云者，笑以为不可。规模既定，事权悉专诸执事。所居在望，而不相顾问，有疑难始为解决。生平作事类如此，不以公私大小而异也。居家恂恂，除卷烟外无嗜好。喜山，喜读书，喜建筑。自平而津而沪而乡，每至一地必置宅，去一地即售其居；二十余年常自有其所居，然亦不令有余屋烦经营。晚岁移建筑之趣于山中：为山馆、为学校、为藏书楼、为农村改进会，悉化私以为公，不因玩物而丧志。
方亦云之与先生成婚姻也，先生既缕语其家世，复述所怀抱志向相切劘。亦云亦以庭训所得，举历史上砥柱中流转捩大局之志士仁人，世所难能而可贵者，相钦慕相期许。一日，游焦山，俯仰兴亡，不觉率意议论古今人物；先生忽跃然从座起曰：他年我之传记，必托之君。二十五年，不幸竟成谶语。顾先生一生，既不屑措意身后事，更未尝准备身后名。斯言也，殆自悬其行事之鹄，而责亦云以相成也。亦云维先生早年革命，事多秘密；中经艰险，文字随得随毁；晚岁一意国家之急，不以言语自见；盖可以言传之史料，不得事实之什一。先生丧后百日，朋旧有纪念之文，各述公私相与经过，事虽片段，语皆可征，第一辑六十四编，名“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亦云為之序，中有曰：回念先生在世，性刚而以忍为德，善言而以默为辩，智足而不用多谋，见从迂远，行在切近。不废极新之学，而守极旧之义。与人交落落，不为利害之说，而简率易与，终始如一。爱国情绪热烈，而不耐周旋政治，其进也难，故出处常不得已；其退也易，故努力只限于枢纽，而成败须俟乎后人，综其一生，盖常在矛盾之中，其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而不为世人所共谅焉，宜也。呜呼！士君子处非常之世，忧国居天下先，然言则违众，行辄块然，无济于时，赍志以殁者多矣，宁独先生为可哀耶？
先生逝世未周年，而中日战起，遗稿谨藏密处，知交散在他乡，征信难全，长编之作不可期；且寇深势急，文章其何为者？众方宛转于焦土，岂得从容论往者事。先生而生，决不许我。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秋，欧战爆发。三十年（一九四一）冬英美参加对日战争。于是全局胜败更可睹。亦云之所以拳拳于国家之危急，耿耿于人心之不定者，亦既竭其绵力而尽其苦志矣。乃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始自草半生杂记，其间二十五年一篇，往往涉及先生出处大节，然断简零篇，仅后死者以为追思缅想而已。岁月不居，距先生之殁瞬十载，烽火未息，山中学校及所存一生仅有之遗物，一再被劫，至本年春而弦歌中辍，器物尽空。所谓谨藏者，岂可终保耶？人事不可知，宿诺其将谁诿？爰略具行谊始末，为后之论史事者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