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书生皇帝刘义隆（第3/5页）

刘义隆闻报大怒，将到彦之、王仲德逮捕入狱，竺灵秀就地正法，催促檀道济火速救援滑台。

安颉率领的西线魏军正猛攻滑台，檀道济由清水救援，遭到叔孙建、长孙道生大队魏骑的阻击。檀道济奋勇出击，大破魏军，转战至高梁亭，斩杀魏将悉烦库结，乘胜进至济水。

檀道济前后与魏军三十多战，宋军多次获得胜利，一直打到济南。叔孙建派出轻骑袭击宋军，烧毁宋军粮草，切断粮道。宋军缺乏粮食，难以继续前进。

滑台守将朱修之坚守孤城数月，粮食吃光了，士兵们用烟熏出老鼠烤熟吃。伐夏大获全胜的拓跋焘不断派出军队增援安颉的魏军。滑台陷落，朱修之及一万余名士卒被俘。

滑台失守、粮草断绝将檀道济逼上绝路，只得下令撤军。危难之中，士卒叛逃，把宋军粮尽的消息报告魏军，叔孙建集合大军南下追击。

面对遍布原野的鲜卑骑兵，饥饿困顿的宋军军心涣散，人人自危，恐惧、绝望到了崩溃的边缘。檀道济不慌不忙，下令安营扎寨。

夜幕降临，宋军营内灯火通明，粮官们手持竹筹唱着计数，正在清点存粮。士兵们一斗一斗地量着谷米，一袋袋雪白的大米堆满营帐，在灯火映照下闪着清亮的光泽。

天刚破晓，魏军侦骑将宋军粮草充足的消息迅速向主将报告，孙叔建一听，以为前来告密的宋兵诈降，把降兵杀掉。其实，魏军上下都被檀道济欺骗，那一袋袋白米全是一斗斗的沙子，只不过用军中仅剩下的一点谷米覆在上面而已。

仰仗人多势众，叔孙建指挥魏军将宋军营寨团团包围。檀道济下令将士们披上铠甲，全副武装，自己身着白衣，乘坐轻车，缓缓出营，大模大样沿大路向南转进。魏军数以万计的铁甲骑兵远远观望，见宋军如此从容不迫，主将洋洋得意，一副诱敌进攻的姿态。叔孙建等魏将目瞪口呆，以为有埋伏，下令后退，魏军竟无一人一骑追赶。檀道济凭借智谋与镇定保全濒临崩溃的宋军，安全回师。“唱筹量沙”于是成为军事史中一段传奇。

檀道济的勇敢与镇定是在千军万马中历练出来的，少年时代跟随刘裕建义京口，南征北战，北伐关中之役更是冲锋在前。辅臣们发动政变的前一天晚上，谢晦和檀道济睡在一处，谢晦紧张兴奋得一夜不能合眼，檀道济倒头便睡，十分酣畅。

檀道济的卓著战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手下的将领身经百战，儿子们又有才气，朝廷很是忌惮。刘义隆身体不好，时常有病，唯恐死后继承人控制不住这位威名远扬的北府名将，每次病危都想除掉他。

毕竟檀道济能征善战，出兵打仗离不开，每当刘义隆病势一轻便把他放过。元嘉十三年，刘义隆再次病重，当政的刘义康矫诏将檀道济召入南京杀害。檀道济被捕时，怒不可遏，目光如炬，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说：“乃坏汝万里长城！”吃尽他苦头的魏国将领们弹冠相庆，喜滋滋地道：“道济死，吴子辈不足以害怕了。”

肆 统一下的危局

匈奴夏国灭亡，北伐宋军战败，拓跋焘掉转兵锋，指向辽东。

慕容后燕的政权从有过恋尸经历的君主慕容熙手里，转移到冯家，史称北燕。北燕王族内乱不止，国势日衰。公元432年（刘宋元嘉九年）六月，拓跋焘亲率大军经濡水（今滦河）向龙城（今辽宁朝阳）进发，攻取辽东大片土地。冯弘固守都城，龙城是慕容燕国的故都，城池坚固，魏军未能攻克。拓跋焘锲而不舍，持续四年向北燕用兵，终于打下龙城，冯弘逃到高句丽后被杀。

高句丽是辽东原住民，它的创始人高朱蒙是吉林人。高句丽有过入主中原的雄心，与慕容鲜卑争霸辽东惨败后一度衰落。历代高句丽王意识到西进无望，便积极向南拓地，进入朝鲜大同江一带。拓跋焘攻陷统万城那一年，高句丽王高链把都城从长白山区的丸都（今吉林集安）向南迁到平壤，与南方的百济、新罗争夺朝鲜霸权去了。故而拓跋焘未向高句丽用兵。

北燕灭亡，北方割据政权只剩下偏居凉州的卢水胡匈奴人的北凉国。国王沮渠蒙逊以狐狸般的灵敏感受到危险临近，明智地举国投降，北方和平统一，凉州七郡及西域三十余国名义上归附北魏。

人难逃一死，耄耋之年的沮渠蒙逊终于抛弃经营了三十余年的美丽的凉州土地，归天了！他必定死不瞑目，因为儿子们都是庸才。资质相对突出的沮渠牧犍登上王位不久，北魏帝国的铁骑趟过凉州丰茂的水草地攻入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面缚请降。十六国最后一个国家灭亡，北中国历时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北方一统并未给魏国带来安宁，赵王石虎、秦王苻坚曾经面临的、被战争掩盖的民族矛盾浮出水面。

北魏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开始，奉行与汉人豪强合作的政策，开始是代北一带的汉人，进而包括整个中原地区的汉人。拓跋珪末年，鲜卑贵族与汉人豪强矛盾加剧，北魏政府强行迁徙中原一带的汉族豪强及附属农民到平城定居，引起各地汉人的武装反抗。

鲜卑贵族也试图更换皇帝，拓跋珪被迫实行白色恐怖，对拓跋贵族实力派进行无情打击，最终众叛亲离，被逆子所弑。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后，向鲜卑贵族让步，推行君主制下的诸部大人议政制，包括汉人崔宏在内八人组成八公团共听朝政，奴隶社会部落民主制重新抬头。

一个没有文治的国家，它的统治不会长久，这就是孔子被历代王朝尊为圣人的原因。

为强化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太武帝拓跋焘有意进行汉化，加强皇权。借助一场场军事胜利带来的威望，公元429年（元嘉六年），北魏政府推行机构体制改革，设置左右仆射、诸曹尚书等官职，正式恢复魏晋时代的中央行政制度。文化上兴复儒教，一改两朝对汉人豪门强迁政策，下诏礼聘。

经过数年不懈努力，慢慢消除了汉人豪强的敌意。崔浩进位司徒，位列三公，范阳卢玄、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汉人贤俊人才纷纷进入北魏朝廷。中书省、门下省汉官充盈，文士们济济一堂，出现自西晋亡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北魏国著名的大臣高允兴奋地憧憬未来说：“千载一时，始于今日！”

集权政治，朝廷官员举足轻重。中国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反贪的历史，哪一个朝代官员最清廉，它就最强盛。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法制建设是确保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