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牢囚犯成了天子保镖（第2/2页）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和武后刚刚抵达洛阳；二十四日，武后就以闪电速度提拔了四个官员入相。他们是：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

按照唐制，只有三品官才能入相，可武后却一再打破这个制度——无论是先前提拔的裴炎和薛元超，还是此次提拔的这四个人，在拜相前都仅有四品官秩。而且，这四个人的资历甚至比当初的裴、薛二人要浅得多。为了不使他们的入相显得太过突兀而引起那些资深宰相的不满，武后就挖空心思地抛出了一个新的官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示和先前的宰相官衔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区别。（贞观八年，时任右仆射的李靖曾因病请求致仕，被太宗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这应该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由来，但是此衔被正式确立为宰相头衔，还是从武后开始的。）

从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新官衔就成了年纪轻、资历浅、品秩低的官员们拜相的常用头衔，到最后甚至取代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中晚唐宰相的唯一头衔。

武后如此折腾，此时的高宗究竟作何感想呢？

他并不反对。

不仅不反对，而且他还在帮武后补台——为了尽量不让老宰相们对这个出人意料的政治举措产生过于强烈的抵触情绪，高宗特意对崔知温解释说：“待举等资历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其实，高宗之所以默许武后的所作所为，甚至还帮她补台，原因并不是他病糊涂了，而是因为高宗知道，一旦自己驾鹤西去，唯一可以稳定大局的人，唯一可以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动荡的人，就只有武后了！

所以，他只能信任武后。

如果说，李弘和李贤其中任何一个现在还是太子的话，高宗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武后的势力，同时加强太子那一头的权力比重。只可惜，眼下的帝国储君既不是李弘，也不是李贤，而是一直让他深感失望的李哲。

早在服食丹药期间，高宗就首度命太子李哲监国。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给他辅政，并且对其中的薛元超（其时兼任太子左庶子）作出了郑重的嘱咐：“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就像当年不遗余力地培养李弘和李贤一样，如今高宗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然而，令高宗大失所望的是，李哲和他的大哥、二哥根本没的比！

从小，李哲就沉湎于斗鸡走马，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人能料到，高宗和武后最终竟然会三易太子，把储君的桂冠戴到李哲头上。所以，从小到大不曾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会浓厚一些。

但是不管以前怎样，至少在当上太子之后，李哲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飞鹰走马、射猎宴游。深受高宗重托的薛元超一再劝谏，可李哲却依然故我。最后薛元超只好一状告到了东都，高宗赶紧遣使慰劳薛元超。

李哲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性，自然是让高宗极度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当然只能希望在自己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辅佐太子。

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作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