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致命威胁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章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卫立煌板起面孔，“少发两门迫击炮，就会减少火力，这可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啊。”
霍揆章赶紧诺诺连声，“明天就发，迫击炮都在仓库里存着呢。”
卫立煌把第五十三军的军官集合起来训话，明确承诺，“请大家放心，今后会对第五十三军平等看待，装备和补充一律按司令长官部规定，不得克扣。”
谁要是不听命令，必受处罚！
由于战绩劣，名声差，第五十三军到云南后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周福成到最基层的东北军军官，最担心的还不是克扣武器，而是怕遭到缩编乃至“吞并”。
如今，终于有人肯帮着撑腰和说话了，而且这个人还是最高长官，能不激动加感动吗？
卫长官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
有人说，卫立煌本身就是“嫡系中的杂牌”，人家靠的不是裙带和学历，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因此才会对所有部队做到一视同仁。
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就像卫立煌在训话中所说的，要“平等看待”。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第五十三军的想象，卫立煌对“最弱军”表现出的，还不是“平等看待”般简单，那已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