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

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

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

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

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

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

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

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

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

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

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

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

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

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

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

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

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

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

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

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

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

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

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

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

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

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

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

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

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

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

“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

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

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

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

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

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