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口供

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

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

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

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

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

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

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

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

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

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

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

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

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

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

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

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

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

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