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

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

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

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

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

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

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

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

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

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

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

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

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

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

一边揍，一边骂。

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

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

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

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

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

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

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

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

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

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

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

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

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