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11页）

乾隆、嘉庆两帝曾明令禁止在幕府中任用家人和亲戚（见第二章）。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一规定虽然已经失去了效力，但是地方官员们仍能自我约束。李鸿章在弟兄六个当中排行第二，他的兄弟们在他幕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乃兄李瀚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供职九年（见第四章）后，1862年被任为广东督粮道，开始了其仕宦生涯。在其后的岁月中，一直到他做到总督，他也从没有在他兄弟的幕府中供过职。[12]他的三弟李鹤章和六弟李昭庆，分别在他手下任淮军将领。在1853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鹤章跟随鸿章及其父亲一道在安徽对抗太平军；从1859年到1862年，他在曾国藩手下率军作战，后加入新创立的淮军。李鹤章在李鸿章手下担任淮军将领，直至太平天国失败，他才因病引退。从1865年起直到1880年逝世，他一直在合肥过着闲居生活。[13]昭庆比鸿章小10岁，被视为家中的小孩子。他从淮军创立时起开始其军旅生涯，一直到太平天国失败，此后赋闲。然而，一年后，他又应召出山，供职于正指挥淮军镇压捻军的曾国藩手下。此后，昭庆一直在他二哥军中担任将领，直到1873年39岁去世。[14]

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及五弟李凤章，对军事或政治事务从不热心，也从没有在李鸿章的幕府中供过职。蕴章双目失明，在合肥度过了他的一生。凤章是个开钱庄的，像个守财奴，据李鸿章已故孙李国超说，他是弟兄几个中最富的，在合肥有一大块房地产，在合肥和上海还有许多当铺及其他商铺。[15]

李家六兄弟中，鸿章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个，他一生的经历或好或坏地影响着其他弟兄的生活。虽然瀚章身为老大，并且也获致高位，但是他生性腼腆、谨慎，这就把在家族中的领导地位让给了鸿章，而鸿章是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据说瀚章曾承认，他在仕途上的成功要归功于乃弟。[16]时势为李鸿章在其幕府中发挥他两个兄弟的军事才能提供了条件，但是，朝廷的威权、其兄弟们的品性及其病、死等因素阻止了李家派系集团的形成。因而，李鸿章没有得到他任何一个兄弟的实际帮助，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不得不等待，等待他的儿子们成熟起来，只有这时，他才能够利用他的家庭成员在他的幕府中供职以获得实际利益。

李鸿章有六个儿子（其中一个为养子）三个女儿，其中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在他的幕府中供过职。养子是李经方，这是李鸿章幺弟李昭庆的长子，生于1860年，1878年开始在天津李鸿章的衙门中侍候养父。[17]虽然李经方于1882年成了举人，但是他又在学习英文，准备当一个外交官。1886年，他被送往欧洲，在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手下当参赞。[18]刘瑞芬也是安徽人，淮军初创时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1889年，经方回国，次日成为中国驻日公使（1890—1892）。1892年，他因养母去世丁忧守制，期满复出，先后跟随养父谈判签订《马关条约》（1895）、环游世界（1896）和参与庚子议和（1900）。[19]李鸿章另外两个成年的儿子，经述和经迈，从来没有在乃父手下取得过任何真正重要的职位。虽然经述（李鸿章活下来的第一个亲生子）在1885年成了举人，但是他从未积极参与过政治活动，因为他是个跛子，健康状况也很差。他只是在1896年陪伴乃父游历欧美时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从默默无闻中为人所知。[20]经述的弟弟经迈则从没有通过任何科举考试，但是他却精通英文，经常为乃父当翻译（李鸿章从没有学过任何外文），在1900年（李鸿章逝世的前一年）陪同乃父由沪赴京参加庚子议和之前，他也没有积极参与过乃父的幕府事务。[21]

李氏家族中另一个唯一的参加了其幕府的成员是他的女婿张佩纶。张佩纶是在1888年与李鸿章的次女结婚的。李鸿章何以吸收张佩纶作他的幕友、而且后来又让他当了自己的女婿，这是他一生经历中使人茫然不解的问题之一。张佩纶1871年成进士，选翰林，1880年代是清流党成员，而清流党是极力反对并猛烈抨击对西方的妥协让步的。张佩纶对那些屈服于外国人的官员——如崇厚——的谴责是十分尖刻的；在1882年琉球争端中他鲁莽地要求中国用武力对付日本，同年，当中法关系恶化之时，他又主张中国以武力对付法国。[22]然而，尽管张佩纶的政见与李鸿章截然相反，在1879年至1881年他丁母忧期间还是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做了两年军事参谋。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军炮击福州时，他畏敌逃跑，结果被革职流放。1888年，由于李鸿章的说项，他才得以被召回，同年应邀重入李幕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尽管二人政见迥异，但是张佩纶却继续在李幕供职，一直到1894年。[23]对于张佩纶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的唯一解释，是李鸿章欣赏他直率的性格和儒雅的风度。其他一些可能的原因有：李鸿章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1853年曾同在安徽江忠源手下任职，尽管没有关于二人有交往密切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可能觉得让张佩纶在自己的幕府里更好一些，因为这样便于监督他。

对才具的要求无疑是李鸿章的许多亲朋不能在他幕府中供职的原因。他可能是为“孝”字所迫才用了其中几个人。但是他竭力将这些无用之人的作用压到最低的程度。一方面，有些传闻说，李鸿章的几个侄子曾做他的幕友，但是没有一个人取得过任何重要的职位。[24]另一方面，他又很乐意聘用有能力的世交。1876年，李鸿章谋划在上海建立织布局以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他写信给沈葆桢（幼丹）说：“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25]即使是李鸿章用他的家庭成员、亲戚、世交作他的幕友，清朝反对重用亲戚的戒律还有足够的力量，加之御史们的鼓噪，足以迫使他慎重对待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或许对这些戒律尚未失效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给他提供了便利的借口，使他能拒绝数不清的亲朋们要求加入其幕府的请求。

当然，李鸿章幕府的人员成分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并不相同，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他的幕府中确确实实容纳过几百人。然而，某些人连续担任各种职务，形成了一个相当小的核心集团。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各有不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也不尽一样，但是，他们都对保护中国使其免受内外敌人的侵扰这一问题倾心关注。这些人的出身包括读书士子、行伍军人、行商坐贾和“归国学生”，他们在李幕中充当谋士、将帅、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业的总办会办等。18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核心集团主要由那些有更多传统背景的人组成，他们是在叛乱年代（1862—1870）开始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但是此后领导权逐渐被那些“归国学生”或曾在西方待过的人所掌握。在李鸿章的谋士中，有三个人对他的西方观和自强之必要性的观念影响最大，这就是冯桂芬、郭嵩焘和薛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