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　单纯的约翰内斯

我觉得你的观念不对。今天，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是否已经过去，或我们这样的人是否还留恋它，而在于你、我和我们大家是否消除了心中的仇恨，代之以爱、理解和统一。团队精神、同心协力、相互谅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为此，我们必须永远地抛弃过去，埋葬它，团结起来共同走向新的目标，和平、正义、两性平等、外国劳工状况、失业、裁军，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足够我们忙上很长时间。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过去中？毕竟，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德国人去做。就让过去留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吧，我们的精力应当用于此时此地乃至未来，不该为过去耗费心神，因为我们将需要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德国陷入新的灾祸。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必去谴责那些仍然留恋过去的人。我们应当去体谅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用心感受，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应当坦诚相见。总有一天，爱将战胜一切。爱是唯一的力量，唯一真实的力量。

这篇小短文怎么样？这是我为你今天来而准备的。我想我要对你谈的就是这些。

但我们还是实话实说。我要对你谈谈我自己，直截了当，不遮不掩。我的父母很邪恶，令人作呕，他们的血管里充满毒液，嘴里散发着硫磺味。然而，他们也并非像吸血鬼似的青脸红发、巨齿獠牙。他们和其他遭到杀害的抵抗战士没什么两样。同样的相貌，同样的面容，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式，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标志，而且据我所知，从内心也看不出来。

我父亲为铁路工作。战前、战时、战后，一直如此。身居高位的小官吏，出身低微，一步步爬到最上层，但即使做了大官，骨子里也还是个小官吏——体面、正派、谁也甭打算腐蚀他。最初，他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纳粹，现在又是社会民主党人。他稳步上升，无懈可击，顺顺当当，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铁路系统运送罢工的工人，三十年代运送旅客，四十年代运送士兵和集中营囚犯，战争结束后，又是运送旅客。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乘车，不管去向何方。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工作表现是一个有形的概念——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光是工作还不够，他为他的工作方式，为他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自豪。他积极行动而不是应付差事，就像线路上的一个人形开关。他的生活原则也是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觉吗？就好像面对一幅现代非写实绘画，你看来看去，觉得弄清了它的形状，但又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但你没有放弃，你想要理解它。许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我的父亲。我几乎就要放弃了，一次突然的机会却让我看透了他的内心。

当时，我十四岁。那年像往年一样，我们到意大利度假。我的父母热爱意大利。我们总是前往亚得里亚海岸的同一处营地。此番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碰上了劫匪。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摩托车手在我们从餐馆返回时拦住了我们的车，他们让我们下车，抢了钱和照相机就放我们走人了。前后最多只有两三分钟。

而我的父亲呢？他做了什么？他跪在他们面前，吓得哭起来。他哀哀地求告，请他们不要伤害他，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别伤害他……

他的恐惧、懦弱、失魂落魄令我吃惊。胆小怕事，这就是他见不得人的小秘密。他必须永远站在强者一边。还能怎么样呢？

他的生活就是一堂关于生存的直观教学课。他保留了曾经从属的每一个组织的会员卡。他死后我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所有这些证件。每一个组织，他都交足了会费。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顺应。这是自我的消解，对自我的否认。一旦什么东西似乎要构成威胁，他就会立即归顺过去。

他从来不批评任何人。我从没听过他抱怨纳粹，反对左派或者右派。他没有敌手，他与周围的人、自己的上司，永远同心同德。甚至不用人耳提面命，他已经按照别人的意愿改造了自己。他有一种天赋，可以预先揣摩出那些行将掌权者的需要，随即摇身变化。他对我也是如此。我想不出我们之间有哪次谈话我的心思能够瞒得过去，而不被当场点破。他懂得如何向别人转嫁恐惧。他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毁了我的生活。我童年时代的种种幻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当一名罪犯而又能溜之大吉。我梦见抢劫银行或者抢人钱财却没人能抓住我。我一心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些案子出来，当个永远有人追捕却从来不会就擒的大盗贼，永远地有惊无险。

在学校里，我开始偷东西。十五岁时，我就有计划地洗劫其他学生的衣帽箱，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梳子、驾驶执照、铅笔、玻璃弹子，当然，还有钱。我在家中我的桌子里收藏了一大堆。我专门腾出两个抽屉来装这些赃物，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你瞧，我出道挺早。你今天在这次专访中看到的我，是前些年新开始的我。我从事一个无懈可击的职业，像我父亲一样。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我把偷走的东西存起来，钱就花掉，他们从没能抓住我。当然，人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贼。校长有一次甚至让警察盘问我们。他们问我们当时身在何处，什么时候离开的学校，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揭穿我，我就像个戏班子的演员那样撒谎，他们听得句句顺耳。始终没人怀疑我会是罪犯。当然，也没有人会相信我有这份儿可能，我是个普通的孩子，瘦骨伶仃、毫不起眼、衣着整齐、谦恭而随和。但表象之下，却是钢铁。在我身上，体现了不会生事与不想生事之间的细微差别。看上去，平凡的表面下不会隐藏什么复杂的东西。这种天真、幼稚的外表，是我设计的最刺激的伪装，用来掩饰内里那个不折不扣的小贼。

当时，这场冒险似乎大获全胜。我罪案在身却又不受惩罚。不需补赎，没有罪恶感，也用不着辩白，我只管继续偷盗。我的手法越来越纯熟，偷的东西越来越多，收藏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超群出众同样也会令人厌倦。

我十八岁时，父亲退休，三个月后，他死去了。母亲还活着，靠着父亲的养老金一人静悄悄地过活。一位瘦弱、和蔼的小老太太，她同我说话，就好像我与街上商店的店主、出租车司机或碰巧在汽车上挨她坐着的孩子说话没什么两样。父亲死后一年，母亲告诉我，父亲并非我可能想象的那种和善、正派的人。她对我讲了运送犹太人的事，走向死亡营的旅程。她谈到参与和共同责任，甚至是共同的罪责。她用心良苦，但来得太迟了。还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呢？沉默的时间太久了。他已经死了，罪人已经死了。我无可奈何，不能为此而与他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