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第2/3页）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斯特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特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特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站，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法打断他。

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花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说了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入，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对我们无济于事。并且，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很认真。

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在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当然试图说服迪特尔。我们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讲话。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再听我说一次。我竭力想对他说清楚，父亲对他的工作都说过什么，我谈到了我们去奥斯维辛的那次旅行，还有我年轻时的其他事件。我想让他明白，关于父亲的过去和民族社会主义，人们是怎样告诉我的，我对这些叙说有何反应，它们是否或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清楚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当我像他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想到过参加学习小组，调查我们城市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与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们那时很愚蠢、天真、沉闷；也或许，这个题目那时还过于敏感。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迪特尔不再那么怨愤，安静地听我说话，还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不会不惜一切地为我的父亲辩护，他的外祖父决不应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而他也不应认为，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前纳粹分子。我还让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睹他的父亲伤害生命，或者如果父亲没有显露他的这一面，就很难决绝地将他说成是杀人犯。

当然，是的，我主要是请求儿子原谅，除此之外，还要体谅我的处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对以往的否定，对父亲行为的批判。可能，这对我们的和解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