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4/6页）

“你能把凤梨卖出去吗？”玉珍怀疑地问。

威普・霍克斯沃斯转过身指着下面那一大片山谷，虽然被树木挡住了视线，可是他并不在意：“你能看见的每一户房子都想买你的凤梨，伯爷。成交吗？”

他们成交了。小威普・霍克斯沃斯猜得很准，玉珍的高地田恰巧是美丽岛凤梨苗需要的土壤。那些凤梨和五十年前引入岛内的脏兮兮的退化苗相比，甜度上不知道强多少。现在，玉珍一天天徒步走到她在努乌阿努的田地，背上背着从城里拖来的凤梨。她在低处的蔬菜苗长得正茂盛。但是比这一切都更令人欣慰的是，四个儿子总算得到了应有的教育。

玉珍只有一项投资是失败的。这次与过去一样，还是她的芋头田。玉珍把粗粝的果实卖给当地人，把叶子卖出去当蔬菜，自己留着苗秆腌咸菜配鱼干吃。芋头全身都是宝，玉珍从中赚了三道好处。可她并不满足，她听从了基莫和阿皮科拉的劝告，先把芋头煮软再做成芋粉酱。这一次，每一步都堪称完美。做出来的芋粉酱呈现出一种油亮软糯的紫色，夏威夷人见了都馋得要流口水，这种伯爷芋粉酱——当地人就是这么叫的——立刻拥有了庞大的市场。但是没有几个夏威夷人能买得到这些芋粉酱。肥胖的阿皮科拉，还有比她更胖的基莫为了收获芋头拼命地工作，两个人饿得要命，玉珍只吃了几口冷饭团，可能还有一点腌芋头秆，便目瞪口呆地坐着看她那两个体型庞大的室友吃掉了那么多芋粉酱。现在，基莫的体重快要达到三百五十磅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芋粉酱桶旁边，给自己舀出至少一夸脱来，然后给阿皮科拉也舀上同样多的一份。他们风卷残云地吃掉六七条鱼、一些冷猪肉、烤面包果，还有剩下的一罐俄勒冈鲑鱼，然后勾起两根手指头，像鱼钩似的插进芋粉酱，拔出一大团芋粉酱，娴熟地甩进自己嘴里。他们吸进营养丰富的芋粉酱，发出美滋滋的声音，一脸幸福的模样，互相看着对方。

玉珍沮丧地意识到，她做的芋粉酱没法卖了。但她并不抱怨，在自己跟麻风病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两个好人为她抚养孩子。即使是今天，玉珍也感觉自己没了他们不行。他们照顾孩子，洗衣服，从弹子房带来各种小道消息，还照管着芋粉酱。出于谨慎，玉珍觉得她得保护自己，因此她对基莫说：“我想把高地的那片田买下来。”

“买？”基莫惊奇地问道，“那本来就是你的。”

“也许我买下来更好，这样更合规矩。”

“那些田地是你的。”阿皮科拉坚持说。

“咱们去土地交易所把文件签了吧。”玉珍说，“我给你们钱。”

大个子阿皮科拉抱起她的中国朋友，放在自己膝头上，说：“基莫和我要那些地没有用。我们没有孩子。”

“你们有四个儿子。”玉珍纠正道。

“好主意！”基莫喊起来，“我们把那些地给儿子。”于是三个人来到下面的土地交易所登了记，把高地上的土地卖给了姬家儿子。那白人通过翻译官问道：“转手的费用是多少？”两个大个子夏威夷人看上去迷惑不解，于是那官员解释说：“得确定一个两边都同意的数额，否则交易就不合法。”

玉珍开口说，她有一袋子美国毛票和雷亚尔，还有澳大利亚金币，是存着给儿子们读书用的，她现在愿意……但是基莫打断了她，他做着夸张的手势说：“我们把这地卖给伯爷，只要供给我们吃芋粉酱就行了。”这跟玉珍预想的一样，于是交易就这样写在纸上了。

玉珍现在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然而十分典型的夏威夷式的生活。四个儿子主要说夏威夷语和英语，而她跟孩子们则用支离破碎的夏威夷语交流。家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们说，远在中国的那个影子似的女人才是他们的母亲，但孩子们却总觉得阿皮科拉是母亲，正如她也觉得他们是她的儿子一样。家里没有人知道玉珍的名字，夏威夷人总是管她叫伯爷，孩子们管她叫姨娘。大家吃的食物、说的语言和开的玩笑主要都是夏威夷式的。而学校的课本、生意和宗教，就是美国式的了。但是母慈子孝，尊崇教育，则一切都按照中国的规矩来。玉珍的生活多年来几乎成了神圣的仪式，雷打不动。三月初，她来到土地办公室，为她的两块地产交税。她最宝贵的有形财产是一个装着收据的盒子。对于她来说，这代表着公民的身份，证明她有权利在檀香木之国继续生活下去。

六月和九月，玉珍会将唯一的一套衣服特别仔细地清洗干净，用一块新布包好发髻，带着四个儿子去跟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讨论儿子们的教育。老师很愿意跟她用中国话聊天，告诉她四个儿子的成绩都很好。玉珍对学习成绩的要求几近苛刻，只要跟布雷克谈话，她总是重复问这一个问题：“我的四个儿子里，哪个头脑最好使？”严厉的大个子男人会想想答道：“美洲。”玉珍听说儿子们在学校里成绩好总是很开心，因为她喜欢想象某个儿子启程到美国继续深造的场景，剩下的兄弟都在供养着他。

四月和十月，玉珍会风雨无阻地走上好长一段路，来到原住民店铺。她拿出一大笔钱，给姬满基在低地村的家里寄去。她总是带着四个儿子，尽管这样做他们就没法去上学。玉珍总是对儿子们谆谆教导：“比念书更重要的是尽孝，你们是四兄弟，对父亲和父亲的家族要格外尽孝。”玉珍让四个孩子用指头摸摸交出去的钱，每个孩子还要摸摸那封写好的信。“现在你们回去上学。”她说。有时候，玉珍觉得这古老的祖训不能用铿锵有力的客家话来说，而是用支离破碎的夏威夷混合土语说出来，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道理无需言语，儿子们都能明白。

这就是伯爷柯苦艾，也就是姨娘玉珍一年的生活。她自己只有一件袍子，一条裤子，一顶斗笠，没有鞋子。她有一根竹竿，两只竹筐，一家赚不到钱的芋粉酱作坊，还有两块日后价格高达一百万美元的土地。但是这个身材细瘦的中国女人一年四季的生活主要是围着一件事：她有四个在伊奥拉尼读书的聪明儿子，他们接受着乌里雅苏台・布雷克的启发和姨娘朴素常识的教育，一旦他们长大成人，融入到火奴鲁鲁的经济生活，到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

1879年的一天，玉珍正领着儿子们去圣公会教堂，突然看见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夏威夷家庭，其中一个孩子看上去很像华人。她开始仔细打量那孩子，觉得他差不多有八岁大小，正是自己失散的儿子的年龄。她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华人，因为他与周围的夏威夷兄弟姐妹们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礼拜结束后，玉珍让十三岁的亚洲带着儿子们回家，自己偷偷跟着那家夏威夷人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她发现那是幢又大又乱的房子，坐落在布列塔尼亚大街，在离钻石山那边很远的地方。八岁的男孩完全拿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了。她试着问过路人那户人家姓甚名谁，但是她说的话人家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