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
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莫洛托夫，1976年6月
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斯大林，1945年1月9日
1945年6月24日早晨，红场上大雨如注，但数万名苏军精锐部队的士兵对此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军容整肃，准备列队通过广场，庆祝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胜利。十点整，骑着一匹白色牡马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发出胜利阅兵开始的信号。在庆祝活动的高潮，佩戴军功章的军官们把缴获的两百多面德军军旗掼在列宁陵墓的基座上。阅兵的盛况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尽管胜利了，但苏维埃巨人已是精疲力竭。“斯大林的帝国是靠无数苏联人的流血牺牲赢得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认为。究竟流了多少血，军事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还在争论。与西方通常的看法相反，苏联的人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到二战的尾声，苏军的人力资源跟德军的一样极为紧张。难怪苏联的领导层和专家对纳粹入侵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锱铢必较，却害怕公开人员伤亡的真实数字。1946年2月，斯大林说苏联损失了700万人。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把该数字“升级”到2000万。1990年以来，经过官方调查，人员损失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但即便是这个数字，现在仍有争议。一些俄罗斯学者声称该统计并不完整。事后看来，苏联对纳粹德国赢得的真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巨大的战斗损失和平民损失既是由于纳粹的入侵与暴行，也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采取的总体战策略。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相形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上的总的人员损失也不超过29.3万人。
苏联解体后得到的证据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早先认为苏联经济薄弱的估计。当时官方估计的总损失为6790亿卢布。按照这一估计，该数字“超过了英国或德国的国民财富，是美国总的国民财富的1/3”。与对人员损失的估计一样，对物资损失的估计也同样巨大。苏联后来的测算估计战争的代价是2.6万亿卢布。
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官员和人民并不想与西方对抗，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进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是蛮横的。在中东和远东，苏联也竭力想获得军事基地、石油特许权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连同意识形态的说辞，逐渐使莫斯科与美、英两国发生对抗。一个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国家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西方呢？苏联的国际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国内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标与战略又是什么呢？
胜利与宿醉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这些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满足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的对友谊、团结、合作的需要。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体验。
战争还有其他深刻的影响。在苏联1941～1942年的大后退期间，官方的无能、失误、自私和谎言，削弱了党政机构以及许多官员的权威性。东欧的解放让许多人摆脱了苏联那种患有恐外症的环境，第一次看到了别样的世界。战争的牺牲证明了在志愿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反抗纳粹主义的正义之战的精神以及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梦想着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结盟似乎让人看到了开始注重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希望。即便是那些头脑冷静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梦想。在与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交谈中，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战后会怎样？因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经属于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许多从西方归来的苏联人都“变得不一样了，眼界开阔了，要求也不同了”。当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感觉：觉得应该得到当局更好的对待。
1945年，苏军中有一些受过教育、思想高尚的军官，感觉就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从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回国的、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优秀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即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叛乱的组织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当时在我看来，就跟1812年战争后一样，继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必然也是社会与文学的活泼泼的复兴，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到这场复兴之中。”这位年青的战争老兵期望国家“不只是用免费的乘车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参与权”来回报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在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自由思想者——他们将参与斯大林死后社会文化的“解冻”，并将最终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描写成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大公与沙皇，也就是这个大帝国的“聚拢者”，取代了英雄万神殿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国的入侵让俄罗斯人对国家团结有了新的认识。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报军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未来的院长，1944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前途无量，他们属于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赋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胜利日这一天，他写道：“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我们俄罗斯人无所不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是我们未来安全的最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