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在二战后的四十年中，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和精英们竭力想保住并扩展从这一磨难中崛起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在取得对纳粹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苏共精英、军方、安全警察以及军工综合体的成员，多数都开始认同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的国家是个应该在世界上起核心作用的大国。苏共精英中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中心论和非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例如，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开始融入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之中。尽管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物质破坏让苏联社会元气大伤，因而渴望持久的和平与更好的生活，但它们同样也巩固了苏联精英中的这样一种日益强烈的情绪，即，苏联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全球性的帝国。

除了外交与情报方面的文件，有关政治局活动的文献证据也表明，克里姆林宫当时对于全球的权力关系现实是承认的，并把谋求加强苏联的实力放在首位。但苏联也以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名义，建设并捍卫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帝国。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承诺——与不平等、剥削和压迫展开全球性的斗争；在国际上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休戚与共；让劳苦大众的生活有大幅的改善——依然写在苏联的旗帜上和党纲中。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国际行为的指导思想都是地缘政治野心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的混合物——革命与帝国范式。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以及多数苏共精英、对外政策官员和安全警察——哪怕是他们中最犬儒化、最务实的人——对于自己采取的举措，总是要用意识形态的一套说辞来证明其合理性，并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在苏联领导人当中，约瑟夫·斯大林是最残忍的，但也许还是最犬儒化和最务实的。他决心巩固二战期间苏联获得的领土与政治利益，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专属的安全缓冲区。到1945年秋为止，他一直是战绩辉煌。他手中的牌包括：对苏联军队的领导权；与英美的伙伴关系；中欧各国因战火的蹂躏而变得羸弱不堪；中国内战；苏联作为击败纳粹主义的首要力量而享有的崇高威望。斯大林本来希望他可以在不触怒美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但美国人很快就宣布，自己是自由世界反对苏联扩张的保证人。苏美对抗从一开始就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有关，它是两种形式的现代性、两种生活方式以及两个潜在的全球帝国之间的冲突。

冷战为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正确性及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鉴于美国对共产主义采取的遏制与逼退政策，苏联人要么拆散他们的帝国，要么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为之斗争——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斯大林的理解力很强。甚至是在冷战开始之前，他就试图恢复自己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绝对控制，并想把这种绝对控制延伸到东欧各国。大规模的国家宣传，以民众的感情为资本建立了战时的国内阵线。精英阶层中大部分人的看法都跟斯大林的一样，认为美国正在准备发动下一次战争。斯大林还像二战前一样，试图用一连串越来越残忍的清洗来加强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控制。1953年3月，就在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仇外情绪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突然去世了。

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很快就认识到，与美国的战争并不是必然的。他们共同设计了“新对外政策”，目的是缓解苏联与西方各国的紧张关系，确保长期的“和平共处”。不过，现在的新证据并不支持先前人们持有的看法，即在斯大林死后，为了维护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作用降低了。实际上，克里姆林宫里的新统治者与苏联精英们依旧是赞成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这种范式仍然是他们集体认同的核心。

有几方面的因素强化了这种认同。首先，苏联领导集体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决心把它保住。除了二战的记忆之外，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使得任何主张苏联退出中欧的观点都不具有合法性。例如，到1953年，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与精英眼中，东德已经成为他们中欧帝国的珍宝和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克里姆林宫还想用慷慨的援助和为其对外政策提供支持来维持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对东德这方面因素的考虑迫使苏联在中欧一直保持庞大的军事存在，而对中国这方面因素的考虑则让克里姆林宫不断拿出革命的诚意，表现其对共同的意识形态原则的忠诚。即便是在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恢复中苏意识形态同盟之间举棋不定。他们选择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同时又在越南战争中与中越两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其次，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有利于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兼有灵活与强硬、务实与思想正确。赫鲁晓夫打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声称他们准备把东德送给西方。而他在战胜莫洛托夫的时候，又在党政精英们面前说，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没能分化敌人，反倒使他们联合起来。尽管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苏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销的时候，有必要证明，他能够洗去这种制度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热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诱惑也来了：突破美国人为遏制苏维埃帝国而在其周围设置的障碍，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更为有利的和解方案。与此同时，苏联实力的增长——这一点突出表现为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发射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极大地增强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中的吸引力。

赫鲁晓夫个人的干劲、野心以及他不时地心血来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对苏维埃体制及苏联社会影响的企图——虽然不是始终一贯的——成为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变革的主要动力。起初，靠着赫鲁晓夫的能量和“新对外政策”，苏联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狂热信仰，再加上冷战的对抗逻辑，使得他一再考验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忍耐力。赫鲁晓夫相信，苏联与西方这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上开始形成的均势，将迫使西方各国在全球退却。同时他还坚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对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点从缓和并在欧洲采取务实的防御措施变成在柏林的冒险和向第三世界输出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可以从他对核边缘政策的痴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释。赫鲁晓夫和他的领导集体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败了美国包围苏联的计划。然而，从1958年至1962年，赫鲁晓夫一直都在支持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政权。这种做法的高潮出现在1962年，当时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冒险决定：部署苏联导弹来保卫古巴。只是在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头脑才清醒过来，选择了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