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自我

一般人谈到“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改变”，八成都会感到不安，还好许多知名学者已经造访过这个困难的领域。1972年，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写道：“研究欧洲文化的历史学家已有重要的共识，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28]这个改变称为“主观性的兴起”（the rise of subjectivity）或“内在自我的探寻”（the discovery of the inner self）。此后，我们就把每个人（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看成有其独特的个性以及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有普遍的能力，以自主的“我”面对这个世界，以此区别大多数无法信任的“他者”。这个转变非常极端而且剧烈。第五章提到，欧洲的权贵从武士阶级成为宫廷朝臣，心理状态也变了——不再主动直接，反而强调互相提防。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这个心理变化散布开来，影响工匠、农夫和工人。路易斯·萨斯（Louis Sass）认为，这个新观念“强调疏离与自我意识”，[29]使个人无形中变得更加自主，更加挑剔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希望社会进步。但这也可能竖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堡垒，对彼此小心提防。

从近现代数个具体的转变中，历史学家推论出，这个心理变化最早居然发生在都市中产或中上阶级。手边有余裕的人一定会买镜子，才能好好检视自己，还会请人制作肖像画（林布兰因而画了超过五十幅），以及为了呈现给读者而精心修饰的传记。中产阶级的屋内空间也首次区分为让客人使用的公共空间以及私人空间，以卧室来说，它可以用来休息、卸下心防，真正“做自己”。舞台剧与歌剧这类高雅的娱乐越来越多，但观众得在自己的座位上维持不动，这种形式取代了嘉年华中随意互动与肢体交错的愉悦。[30]特里林提到，“自己”这个字，不只是一个反身代名词或强调语气用语，已升级成为独立的名词，指不轻易为人窥探的内心。

人在外表之下藏着“自我”，从某个场合携带到另一个场合。许多人认为，这种自我概念是源自于阶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中世纪社会中，一个人外在的穿着举止就代表其身份——农夫、商人或贵族——假扮其他身份就是僭越。举例来说，当时法律禁止富裕平民的衣物使用贵族专属的颜色与布料。历史学家娜塔利·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表示：“嘉年华或其他节庆的时候，年轻的农夫会假扮成动物或转换阶级、性别，用另一种身份发表意见……但这只是暂时的乔装，纯粹为了娱乐大家。”[31]到了十六世纪后期，阶级的晋升变得可能，或至少可以期待，因此“假装”变成生活中普遍的事。想要贵族头衔的商人、想要商人头衔的工匠，都得学着怎么演，王公贵族精心设计的礼仪，就是随手可得的剧本。你也许不是地主或自负的中产阶级，但你知道怎么扮演。十七世纪英格兰有本畅销书，便在指导想要成为名流的人如何举手投足、写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信，怎么挑选长袖善舞的妻子。

也因此，人们喜欢上剧院，观赏演员扮演和实际生活不同的角色。不过这股风潮一开始也有些波折，早期演坏人的演员走出剧院时常会被观众攻击。剧院喜欢推出跟假扮身份有关的舞台剧，以莎士比亚为例：波西娅假装成律师（编按：出自《威尼斯商人》）、罗莎林假装成男孩（出自《皆大欢喜》）、朱丽叶装死。莎士比亚死后几年，罗伯特·伯顿感慨道，不只是在剧院才能看人演戏，“男人像演员一样演出各种角色”。他说：“男人把自己弄得像变色龙一样，短时间内扮成二十种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换上不同装扮、面貌和性格，但看他遇到谁。”[32]这实在令人痛心，一个人的内在像手艺精湛的工匠一样灵巧，可随着不同场合换装、改变举止，汲汲营营地在宴会中找乐子。在社交场合中，外表反映一个人的内在，人人都在处心积虑地塑造自我，谁还会想在集体狂欢的嘉年华中“迷失自我”呢？

文化对“内在自我”的高度推崇，使得追求自我成为人人必经的过程——如同特里林说的，那是“现代欧美人出头天”的必要条件。[33]无疑地，这种个体性与自主的观念，就是历史学家段义孚所谓“不受拘束、提出疑问与探索答案的自由”，马丁·路德与伽利略等人因此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天主教的教义。[34]哪一种比较好？勇敢却又贪心而好胜的个人主义？还是与社会习俗密不可分、几乎没什么自我性格的中世纪文化（在非欧洲地区则被称为“原始文化”）？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选择与表达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不然还有哪种生活方式？

不过，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欣欣向荣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全没缺点。段义孚写道，明显地，个人自主新观念的另一面就是“隔离、寂寞、疏远，失去世界所给予的天真快乐和自然活力”，还有“沉重的感觉，除了个人决定付出的事物，现实世界毫无意义”。[35]造成忧郁症的环境条件，其中之一绝对就是这种隔离感。涂尔干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过自杀问题，他提出“无规范”（anomie）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十九世纪欧洲自杀率攀升的原因；流行病学家则援用来解释当代忧郁症的盛行。[36]涂尔干观察到：“一开始社会就是一切，个人无关紧要……但随着社会发展，情况渐渐改变。社会越来越庞大与拥挤，个体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单一团体中成员的唯一关联便是——他们都是人类。”[37]对许多人来说，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便是英雄式的个人主义，但它很容易导致人过于孤立，忧郁症因此伴随而来，甚至致死。

然而，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人的新性格并不是绝对的自主与自我。新自我主义下的个人并不是直接从人类环境中抽离，而是不断观察别人的期盼，然后慢慢与之相符。“我表现如何？”这应该是自主的“自我”想要知道的。“我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历史学家用“内在化”（Interiorization）表示这种新的性格，意思是“回顾与反省的能力”，但所谓“内在化”看起来经常只是我们依据周遭人的意见自我评价而已。

“社会”的概念与“自我”的概念同时兴起，这绝非巧合。全新、自主的自我，最在乎的其实是他人的意见，后者集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举例来说，镜子不会呈现出我们“自己”，只会呈现别人所见的自己；传记也只是我们希望别人知道的事。别人的意见，不管是猜想还是真实的，都具有粉碎的力量。这就能解释，当人预见或面临失败时，为何容易导致忧郁症，约翰逊被迫离开牛津大学、柯珀面对考试时都发生这种情况。历史学家珍妮特·奥本海姆（Janet Oppen-heim）写道：“十九世纪时，重度忧郁的病患常常是因为害怕破产，或认为自己的专业被否定，但其实那些都是无端的猜测。”[38]“自我”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评价，这就称不上是自主，而是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