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上的不速之客（第3/7页）

做出这个决定对叶利钦来说可不容易，也绝非他的草率之举。他没完没了地修改演说稿的内容，随着脱党演说发表的时间日趋临近，他变得焦虑不安。就在那些晚上，叶利钦对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老乡，也是他在那时最亲密的顾问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倾吐了他的担忧和疑惑，布尔布利斯说道：“他（叶利钦）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万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么……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但这恰恰抬高了我！’”[8]

戈尔巴乔夫相信叶利钦退出苏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正如他对自由派顾问安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所说的：“逻辑上讲应该如此。”事实上，叶利钦公开脱党预示着党员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会角色了，从而引发了苏共的脱党潮。

这些行为一般都很含蓄：苏共党员只是不再支付党费、参加会议以及执行党所交予的任务。党员的流失使苏共的力量大为削弱。1990年，就是叶利钦退党这年，苏共失去了270万成员，全国党员总数从1920万减少至1650万，因为脱党而直接减少的党员数量是180万。据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个月中，共有400多万，即接近总数四分之一的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因为担任反党职位，拒绝服从党的命令，或是拒交党费而被开除出党。[9]

这次退党潮让共产党官员们惊慌失措。1991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奥列格·舍宁向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共产党书记发出警告：在1990年的脱党人员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因为苏共一直以这些党员为荣。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识界人士也纷纷脱党。虽然说，工人通常不愿意加入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的政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入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事业，成功进入管理层，最终挤进党和国家官僚体系的最高阶层——权贵阶层，这一阶层几乎由清一色的党员组成。不仅在管理层如此，在高校和众多资金充裕的研究机构中，职位也和党员身份直接联系在一起。[0]

1990年秋，裂缝开始出现在苏联特权最负盛名的堡垒中——外交服务人员和在西方工作的苏联专家。想要得到允许，能在“资本主义天堂”生活以及拥有按照一般苏联标准根本无法想象的高薪的话，党员资格是一项重要前提。尽管许多走出国门的苏联人对国家的体制已经大失所望，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是把这些颠覆性的想法藏在了对创造出这种制度的国家政权和共产党忠诚的外表之下。党组织和苏联知识界的关系心照不宣，党组织接受知识界表面上的宣誓忠诚，知识分子同意宣誓效忠，以此获得能够出国工作的机会，可是这种关系在1990年发展到了极限。

叶利钦虽然退出了苏共，可是，他并未因此而失去俄罗斯议会议长的职务，这就等于告诉了社会精英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再是展开职业生涯的前提。在1990年的最后四个月中，在日内瓦国际组织里工作的14位苏联官员都脱党了。组织部在提交给中央领导层的一份备忘录中汇报了日内瓦的情况。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充分认识到了在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他们相信罪魁祸首就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得知，日内瓦的部分苏联人和叶利钦团体以及反对派关系紧密，他们甚至正酝酿在日内瓦建立反对派——“俄罗斯共和党”的分支。

背叛不止发生在日内瓦。苏共中央得知跳出社会主义大船的现象不仅在日内瓦十分突出，在纽约、维也纳、巴黎、内罗毕的苏联外交使馆和社区也显而易见。苏共中央机关——位于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达了外交服务去政治化的诉求。中央官员准备谴责这些知识界特权分子因贪婪无度而发起的造反。根据苏共中央的备忘录，这些前共产党员拒绝用“硬通货”支付党费，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给自己的收入增加了额外的税负。这么说也有据可循，因为这些在苏联国际组织工作的官老爷们，确实对政府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予以没收而普遍心存不满。他们被要求把硬通货收入上交给苏联海外代表处的财务部门，但许多人拒不执行。

有些人根本不想回国。在1989年到1990年，据备忘录记载，有7位在日内瓦工作的官员在任期已满后，拒绝回到苏联。而且，他们私自签订了合同，继续留在海外工作。这些“背叛者”拒绝和苏联驻日内瓦外交使馆保持联系，也不接受使馆管理人员的命令。在苏联对外服务机构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苏联人中发生的反叛，表明苏共已经无法使这些在意识形态方向对苏联幻想破灭的管理阶层行动一致了。一旦得到肥差的人不再申请入党，而且开始脱党的话，苏共的厄运就开始了。[1]

叶利钦的退党没有让他失去任何特权。他宣布退党时，已经是俄罗斯议会的领导人了，他拥有丰厚的薪水、宽敞的办公室和配有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位在新的民主机构中任职的前苏共官员。最初这么做的人是来自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苏共官员，事实上，他们在1990年夏就开始反对中央了。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针对之前的政治制度进行民主改革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即从中央开始改革，并没有赢得公众多少支持。相反，他的改革使得苏联各族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威胁到苏联通过武力而达成的统一。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国内外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

苏联领导人与已经崩溃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刚刚垮掉的葡萄牙帝国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已经在让人惊叹的漫长时间内，在没有帝国外衣的情况下，把非俄罗斯族的国民团结在一起。可是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戛然而止。

苏联的种族冲突始于1988年初，发生在位于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这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使那些一度相信苏联国际主义成功试验的人大跌眼镜。就在那年秋天，多达两百万的民众每月都参加民族领导者组织的示威活动，示威主要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地区。中央政府不得不经常动用武力来平息种族冲突，恢复秩序。

然而，苏联面对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高加索地区，而是波罗的海各省，这些地方1940年被苏联占领，直到二战之后才完全并入苏联。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的独立组织为了显示其力量，发起了“波罗的海之路”（是发生于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和平示威。大约有200万人参与这场活动，他们手牵手组成一个长度超过600公里的人链，穿过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一示威是希望世界能够关心三国共同的历史遭遇——在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三国被苏联占领。该示威也是波罗的海三国追求脱离苏联、各自独立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人链一直延伸和穿越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抗议使得苏联吞并三国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这一占领从未得到美国的官方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