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2/8页）

这样说来，辛亥革命岂不是白搭了，白干了，为什么还会爆发这个革命呢？可以说完全是清帝国自己埋葬了自己。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哪些东西引发辛亥革命，使之成为历史的必然呢？我想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贪污。清帝国的贪污非常厉害，从他那个总理大臣开始贪污，甚至慈禧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也贪污。袁世凯本身就是行贿的能手，庆亲王奕劻当总理大臣，他派专人打探，家里面一有什么事，他已经什么东西都给你弄好了。盛宣怀也是这样干的。现在留下的档案里面，有很多他手下怎么替他行贿的记录。他不直接给奕劻本人，而是给这个亲王的公子或其他亲友。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这个总理大臣至少贪污了几百万银洋。这个几百万银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全国的预算三个亿，那几百万占多少，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贪污而且是群体性的贪污，几乎是无官不贪，当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第二个是民族矛盾。满族有五百万人，跟汉族四万万人这个关系没有搞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了最后说要预备立宪了，他还弄一个皇族内阁出来，基本权力都掌握在皇族手上，这个矛盾就非常尖锐了。同盟会他们所做的宣传，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很容易得到汉族士绅和一般老百姓的共鸣。你满族人那么少、那么腐败，我为什么要你做皇帝呀，我推翻你不是很好吗？

第三个就是一些主要的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原来洋务运动失败在官办经济嘛，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线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一下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外国资本来修铁路的很多，中国人慢慢自己经济力量有所发展，也想自己办铁路。办铁路包括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一带的老百姓，买铁路股票，还没有修路先买股票，甚至按照田亩——我有多少田地我就出多少钱入股修铁路。筹办这些铁路有些管得好，有些则贪污呀、浪费呀，搞得乱七八糟。管交通的大臣盛宣怀认为这样修铁路不行，还是要收归国家来办。收归国有，国家没有钱怎么办？借外国的资本来办。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民间办腐败，公家办、官府来办更加腐败。那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民间自己整顿，不断引导人们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治理，逐步就会走向轨道。他不走这条路，而收归国有。这直接跟大部分的股东在利益上冲突，冲突引起突发事件——保路运动，政府又没有妥善处理，派兵去镇压，火上添油，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归根到底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和其他难题，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难题实质是利益冲突。民主、法治程序可以使之纳入和平、理性解决的渠道，避免暴力冲突。可是，清政府从1906年开始老说“立宪”，却老是“预备”，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民间的怨愤，没有正常宣泄、表达的渠道；关乎他们利益的处理，没有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终于导致矛盾极端尖锐而爆发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是必然的，是清政府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革命爆发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名号，叫作民国，但是我们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后来还带来了连绵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应该从三方面去分析。

首先看当时的执政当局，就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势力，状况怎么样？

袁世凯在清末时期可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进步到什么程度呢？国内外公认他是新政的支柱之一。他是直隶（现在的河北）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有特殊地位的角色，不单纯是个地方官，而且直接参与中央很多决策。练兵，练就了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六万人左右。教育上做得非常出色，河北办新式学堂，是全国最多的。清末废除科举，直接促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联名上奏章给皇帝（实际上给慈禧太后），说应该打破原计划立即废除科举。你不废除科举的话，一般老百姓一般年轻人不会认认真真进学堂念书，接受新式教育。结果促成清政府决定在1905年废除科举。这是一个造福整个国家的大事，从此中国人不必花主要精力和黄金年华去念四书五经，可以接受现代的科学文化。这件事是他和张之洞做的。

政治方面，中国第一次搞地方选举，在哪里呢？袁世凯治下的天津。中国办警察卓有成效的也是袁世凯。戊戌年湖南试办过，但是大规模办也是在天津。大家都很熟悉詹天佑。詹天佑修京张铁路，不是我们经常有文章歌颂吗？这个当然对，应该歌颂。但是少讲了一半。这一半是：是谁励精图治，决定修京张铁路？又是谁决定要用中国的技术人员，由中国人来修这条铁路？其实都是袁世凯。所以，讲京张铁路，第一功臣是袁世凯，其次才到詹天佑。辛亥革命后让袁世凯做总统，可以讲内外都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清末致力新政；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支持，只是反对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清末办新政，直隶很多事情都走在前面。

此外，在他做总统期间，他在经济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比清末新政还要做得出色。怎么这样讲呢？

他很聪明，用两个很有名的内行来管经济和财政。一个是周学熙，是官僚子弟，做过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大资本家。袁世凯就用这个人。另一个是南通弃学从商发了大财的著名实业家、前清状元张謇。这两个人当然知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在哪里。

他们上台首先抓法治，从立法着手，完善经济立法。在袁世凯统治时间，通过了八十多件有关发展经济的法律，完善了清末新政经济方面的法规。

另一方面抓减轻负担。比如矿山，原来开采矿山，矿山税是25%，到张謇当农工总长的时候，减到10%—15%。与此同时，还废除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办法。原来清末的时候，为了鼓励人们发展经济创办企业，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叫专利制度，其实是曲解了。你创办企业，创办以后我给你在这个地区多少年的专营权。比如说在广东办一个纺织厂，那我给你一个十年的所谓“专利”，在此期间其他人不准办同类企业。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把这个垄断经营权废除掉。诸如此类的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