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庆历守望者(第2/2页)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们,他们都没走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过程,没被“磨勘”过。是新政里“推荐”制度的受益者。之所以被推荐,不就是因为他们年青,且无畏嘛。

当天晚上,破坏的欲望随着夜色的浓重逐渐升腾,10个生于盛世,春风得意的年青书生渐渐地失去节制。他们把唱曲的优伶,侍卫的官吏都赶走,把大门都关上。

找来了两个军妓。

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他们都喝醉了,最后的余兴节目是做诗。其中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成为人群里的太阳,那一晚上的偶像。他变得比李白还要疯狂,诗仙最嚣张时,也不过就是喝醉了还去见唐明皇,他可好,写出了这样两句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皇帝是他的侍从,周公旦孔夫子是他的奴仆!还有没有天理王法?!简直数典忘祖,要知道历代之所以会独尊儒术,罢除百家,就是因为它对皇权的唯一性崇拜,让皇帝得到神仙一样的权力,可是小小的王益柔居然全都收了回去。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史书上关于这件事,总是会强调一下当时有个小人,叫李定。他想参加宴会,可是被苏舜钦拒绝,于是去御史台告密,真是卑鄙无耻。不过你们没犯事,他能告出什么?身为儒生,这样大逆不道,别人不惩罚,醒来都应该去自杀!

御史台长官王拱辰闻讯大喜,他连夜上报给皇帝。赵祯的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这样回报皇恩!还等什么,连夜抓人,直接扔进开封府,特案特办,从重从严!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处斩,其他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罢免,永不录用。第二次时轻了点,王益柔永不录用,这批馆阁人员集体报废,贬到地方上当官,主持人苏舜钦罪加一等,事发在他的衙门里,罪名是“监守自盗”,被贬为庶民。

他的确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里的核心。就这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呵呵,名义上为首的新政君子们从上到下,从头到脚,都被“小人”们踢出了朝廷,其手法干净利落,合理合法,其结果一劳永逸,彻底胜利。

与此相对的是君子们集体萎靡不解的脸,我们的失败,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隐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几位万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公开讨论过,同时也没在各自的文字资料里留载过。

就算后来名动八表的《岳阳楼记》,也只是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抱负,从没有半点的懊丧、自责,或者对谁的埋怨流露出来。

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和“君子”这两个中国封建时代里最崇高的名词有关。丢官算什么?君子固穷,安之若素。孔夫子在夸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时就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要这个越穷越光荣的劲儿。

理想破灭算什么?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只要我喜欢,死九次都无所谓。这里面有着让圣人门徒们千年坚持,直到明朝、清朝时更加发扬光大的自虐型快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请皇帝打我吧,打死我才爽!

何况是新政改革这样的大事情,悲剧才能激动人心嘛,我一点都不疼。

甚至流放都是种快乐。子还曾经曰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皇帝不用我的办法,我划条小船到海上飘,也是高雅纯洁的。

并且最重要,也最浅显的一点,也与高雅纯洁有关。

君子怎么能互相指责谩骂呢?那是沿街商贩的品质,泼妇激动时的表现。素质真是太低了!所以宋朝官方记录里,才会在上面范仲淹和杜衍、富弼的金殿争执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范仲淹平时事杜衍如父,与杜衍争,杜衍不怒。富弼更是不用说。

所以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吧,君子在什么时候都得站直了腰,千万别丢脸。

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种性格在官场政治圈里,就是个二等残废。

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里有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庆历君子们被说中了,他们宁可英勇地去死,也不愿为宋朝的新天地而卑贱地活着。面对夏竦的谎言,除了辞职引退来证明清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至少他们可以赖着不走,就像夏竦本人所做的那样。无论谁弹劾,我就是不动。

像这样,以边关百战之功勋,胸怀国富民强的愿望,这种程度的追求,居然就毁在了一封伪造的匿名信上,简直就是个闹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哪有半点的高贵伟岸?

返回出发点,从总体上讲,上面这些都是在新政者内部找原因,这当然也是种片面。新政之所以失败,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上的给出的正解是皇帝的懦弱,外加小人们的陷害。小人们的事就不去说了,他们做了什么,前面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关键点在宋仁宗赵祯。他是皇帝,一言一行都要对国家负责。而这个人在这段时间的确一直在玩沉默,什么都没做,似乎的确很“懦弱”。

那么他该怎么做呢?

不顾一切地支持范仲淹,无论君子党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地实行。甚至像欧阳修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我,君子们的奏章里把做什么事,怎么做的步骤都规定好了,他只管签字照办?这样就全对了?

谁是皇帝?

赵祯是个独特的人,解读他得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楼顶,长时间的俯视,才能稍微看清楚一些。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而不是与宋朝的国家形势紧密联系。这是个根本上的区别,做不到这一点,是没法在民族之林里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