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西汉皇朝的盛极而衰（第2/9页）

霍光这一拒绝就得罪了两个人：上官桀和盖长公主。此时还有另一个人也对霍光产生了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盐铁专卖制和酒税法，为国家增加不少财富，可谓功高一等。他也为自己的亲戚要求官爵，同样被霍光拒绝。

这个消息被燕王知道了。燕王作为汉武帝年长的儿子，汉武帝却没有传位给他，反而传给了最小的刘弗陵，他心里一直很不满，虎视眈眈地盯着帝位，这会儿正准备造反。为了增加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他打算拉拢桑弘羊和上官桀，于是，以燕王刘旦为首，上官桀和盖长公主为辅的造反团队成立了。

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干掉燕王刘旦，由他自己来掌握大权。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的主要目标就是霍光。公元前80年，上官桀、燕王刘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偏偏这个时候霍光增加了大将军麾下校尉（部队长）的人数。于是上官桀以燕王名义，提出了弹劾霍光之奏文：“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打算朝匈奴借兵。所有这些，是为造反，为了他自己当皇帝。”

上官桀已经计划好了，等到霍光休假的时候就把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然后趁机宣布霍光的“罪状”，再由桑弘羊组织力量共同胁迫霍光辞职，从而废掉汉昭帝。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封举报信送到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扔在一边，看都不看。

第二天上早朝，霍光听说有人弹劾自己，就站在张贴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辅成王图”的画跟前，也不进去。汉昭帝见霍光没来签到，就向大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听了没说话，直接朝霍光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以你现在的实力，如果真的要造反，根本不用如此大动干戈！”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就这么流产，被十四岁的昭帝一针见血地拆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智慧无不表示惊叹，同时霍光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稳固。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并没有放弃夺帝位的念头，他们也打算摆一回“鸿门宴”。由盖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到时候部署好伏兵，一举将之杀掉。除掉了霍光，皇帝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废掉昭帝，改立燕王。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这句话再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霍光正准备去赴约呢，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向自己的上司杨敞（司马迁之婿）打了小报告，杨敞就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燕王造反的计划再一次失败。昭帝、霍光这回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连同盖长公主的情人丁外人等，全被处死。盖长公主、燕王刘旦畏罪自杀。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所以未被废黜。

盐铁专营的制度化

自汉高祖以来，长期的战争对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经过几十年的休生养息，到汉武帝时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是几次出征匈奴几乎掏空了国库的一大半，因此皇帝不得已要向富商巨贾们借钱。当时汉朝的几个大富翁大多都经营有盐和铁的业务，文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就是煮盐。战国以后铁器成为农具的主流，具有广大的市场，因此，铁器的贩卖也具有高额利润。然而这些大富翁并没有强烈的奉献精神，既不肯为国家贡献自己的财力，也不帮国家分忧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改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桑弘羊。

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他的幼年是在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心洛阳度过，洛阳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在当时已经有五万多户人居住，约三十万人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接触到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对社会各个阶层人的生活也比较了解。

桑弘羊是汉朝的经济奇才，自十三岁入宫，到燕王之变被杀，共从政六十余年，其中五十多年都在武帝时期。可以说，桑弘羊的主要作为都与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桑弘羊总管国家财政期间，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桑弘羊制定或修订、实施了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继承帝位，不久便在茂陵为自己修建陵墓，并准备把各地的豪富迁到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驾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因精于心计被选入宫，成为武帝的侍中（亲随）。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但由于可以经常陪在皇帝身边办事，很多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此时正是汉武帝出征匈奴时期，充足的战争经费是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保障。连年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除了要准备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还要对作战胜利后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公元前129年，大农令（财政经济大臣）郑当时迫于财政压力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

公元前127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除此之外，对打了胜仗的官兵赏赐的黄金总共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这几次折腾下来，郑当时一看年度财务报告，顿时内心就有些崩溃，立马向汉武帝报告：国库的钱不够用了。他建议采取用钱买官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各位大臣开了个会，设定了花钱买官的等级和钱数：“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加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虽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时桑弘羊站出来，提出了打击大富豪势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