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身名俱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第4/15页）

这首诗被选入钟嵘的《诗品》，并认为“泰机寒女之制，孤寂宜怨”，用寒女自况，其中的哀怨之情表达得非常到位！

可悲的是，郭泰机后来如何，史书没有记载。或许傅咸帮他引荐了，或许他在别的地方找到好归宿了。但更有可能的是，在门第观念笼罩下，他郁郁一生，没有大的作为。而恰恰因为傅咸的序，他的名字才留在历史上，他的籍贯才得以被考知。这，真是个令人无比悲哀又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门阀政治

273年，司马炎下诏书，要求举荐可以安定边疆的人才，尚书卢钦推荐了一个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在《世说新语》中大大有名，出现的次数非常之多。他姓王，叫王衍，不过《世说新语》中更喜欢称呼他的字“王夷甫”——好吧，看这姓，就知道他也是大贵族出身了。

王衍，出身琅琊王家。琅琊王家几乎是两晋最有权势的贵族家族，出了一堆大名人，前面说的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就是王衍的堂哥。王衍的老爸王乂，曾任平北将军，常有公文事物得汇报请教仆射羊祜。但羊祜在当时是西晋第一名臣，仪态实在威严，王乂派去的使者见到羊祜，就经常紧张得说不清话，于是王衍就自告奋勇前去汇报，口齿伶俐、条理清晰，没有一点自卑和紧张的情绪。当时他才14岁！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奇士。

长于品藻的山涛见了王衍后，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不知道是哪位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不同寻常的儿子！”

王衍学识渊博，年轻的时候喜欢谈论纵横术，自比子贡，所以深受人们器重。当时胡人开始骚扰边境，尚书卢钦，认为王衍有平乱的能力，因此举荐了他。

但是，这时候的王衍，才16岁！

“纸上谈兵”这个词，想来没人不知道。16岁的小毛孩子，没打过一次仗，只凭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就信任他，给他带兵之权，让他平定边疆患乱？卢钦老兄的脑子没进水吧！

他脑子没进水！因为王衍是王衍，是琅琊王家子孙，是王乂的儿子，是王戎的堂弟，是绝对的高门大户。而平定边疆这么重要的事，就得由这样的高门子弟来做，虽然他只有16岁。至于寒族，你哪怕66岁，你哪怕是自称是鬼谷子再生，卢钦也绝不会举荐的。

对待军国大事，竟因门第之见，做出如此荒唐儿戏的决定，难怪西晋那么短命。

不过这种门阀政治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常态，即便一个16岁的贵族少年，也可以压死一万个寒族才俊。

魏晋之间文学成就最高，同时也是最丑的一位大诗人——左思，在他著名的组诗《咏史》第二首中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出身的门第平常，早年时运坎坷，后因为才女妹妹左芬被选入宫的缘故，逐渐行运。后来耗费十年光景，写成《三都赋》，一时间被大家竞相抄送，竟然引起洛阳的纸张价格都上涨了不少，这就是“洛阳纸贵”的典故来历。

他的《咏史》组诗，虽然名为“咏史”，其实是借咏史之名讽咏现实。这首诗看着是咏叹汉朝历史，其实是在赤裸裸地抨击西晋门阀制度造成的人才浪费。

诗的前两句，用山顶小草和涧底青松做对比，仅有寸许长的小草，竟然能遮蔽百尺高的青松。接着笔锋一转，带入现实：现实中，世家贵胄就像山崖小草一样盘踞高位，寒门的俊杰之士也只能是涧底青松被遮蔽。并不是说小草有多厉害，只是因为两者的地势高低不同罢了。最后两句，写所咏对象——汉朝的金、张二家和老臣冯唐。金、张二家在汉代仅凭着旧时功勋，就能获得尊贵的待遇；而学富五车的冯唐老先生，却等到头发白了还没有受到重用！

冯唐生不逢时，满腹才华不被重用，金、张二家凭借仅凭贵族身份，就显达朝野。16岁的王衍能被举荐去平定边疆，自己空有一身学问却依旧默默无闻，古今之事，何曾有异？

甚至，现实比历史还更为荒诞，更为严酷。

门阀制度的恶果很明显，恶性淘汰机制浪费了大量人才，留下的只有出身贵族的子弟，表面繁荣的西晋，能没有潜伏的危机吗？

至否

好在王衍有自知之明，他也知道自己嘴上说说能行，实际打仗就太勉强了。他后来转而开始研究老庄，进入玄学清谈领域。没想到，这个转型太成功了，他居然成为继何晏、王弼、竹林七贤之后，领导西晋清谈的玄学大家，可见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重要。

自何晏以来，大畅玄风，玄学思想家名家辈出，他们或狷介耿直，或蕴藉潇洒，一时间，玄学名士成为文化界最流行的事！

嵇康被杀，竹林解体，并没能制止玄学之风。西晋建国，随着国家的安定、政治的宽松，玄学清谈的风气很快又被带起来。不过，西晋的玄学家们和前辈们相比，明显有很多不同。

首先，正始、竹林的玄学议题，都和现实有密切关系。他们的玄学思辨背后，会深深影响时局政治，所以那时候的玄谈更加惊心动魄。西晋的玄学议题和政治的关系明显弱很多，所以玄谈变得更为“纯粹”，玄学家之间的对立也没有那么尖锐。

其次，在正始、竹林名士那里，玄学和世俗并不截然对立，所以何晏、夏侯玄、山涛等人，都很有政治成绩。但是经过司马氏血腥篡权，知识分子普遍害怕卷入政治惹来横祸，所以西晋玄学家们崇尚务虚，把玄学和世俗政务完全对立。所谓：

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晋书·裴传》）

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是玄学家执政水平直线下滑，一旦有事发生，竟无人能挑起重担。

最关键的是，正始、竹林名士，无不具有真性情、真思想，他们的风流，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并不刻意。但是到了西晋，名士们一味模仿前辈的潇洒外形，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营造不俗形象——而这种刻意模仿，恰恰沦为最俗气的行为！所以两晋有许多“名士”显得故作姿态、矫揉造作，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真情趣。

之所以和前辈们有这么大的不同，归结到底，还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正始、竹林名士，个个都精通儒、道经典，具备极深的哲学修养和文学水平，所以他们能够开启一个时代的风气，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哪个不是一代文宗？同时呢，这几位都具备极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也正因如此，他们与世俗决裂，是有着崇高理想做底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