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 经

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从1832年10月之后就在广州了。此公眼界甚高，他在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读书时正赶上席卷新英格兰的宗教“觉醒”大潮。他进了纽海文神学院（New Haven Theological Seminary），之后被授为牧师，接受赴广州担任“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牧师一职。他住在美国馆，遵循严格的读经传教的规律，每到礼拜六就坐上愿意载他的洋船副艇，沿珠江顺流而下，前往黄埔布道、散发传单，远洋船舶主要停泊在此，到礼拜一再返回洋行。史蒂文斯若是找不到外国船可搭，便得雇当地的华人船工送他去传教。这趟路有十二英里长，租船费是四块西班牙元，若是碰上涨潮，要费上两个时辰，路经关卡也还要耗掉一些验关检查的工夫。即使这么短的一趟路也有危险——在这条航道上往返的洋人、水手、官兵若碰上海贼，则会被洗劫或沦为肉票。史蒂文斯有时会觉得难以说动船长，让他借用甲板或船舱宣讲布道，因为一些船长觉得他“古板”、“不合群”，他躲避一切“浮华或喧闹”的事情，全心反对酗酒等恶习，访慰病人和濒死的人，为死者安排基督教葬礼1。

他所布道的那些水手在海上已经航行了好几个月，十几个人挤在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的船舱里，已是苦闷不堪。这趟航程从费城或利物浦启程，长途航行之后有三天的休假，兴奋之情自是难耐。中国人火上加油，向酒瘾难耐的水手兜售所谓“烧锅”的土酒，这是由酒精、烟汁、蔗糖和砒霜混合而成，如史蒂文斯所述，会导致“比喝任何烈酒的醉状还猛烈”。新豆栏街里那些做洋水手生意的店铺用罗马字母写出诱人的招牌：“老杰米店铺”（Old Jemmy Apoo）、“老好人汤姆老店”（Old Good Tom）、“小汤姆，销售各色酒水，丰俭自便”（Young Tom, seller of wines of all kinds and prices），等等2；这烧锅能把喝的人“理智毁掉”，水手最先只是找乐子，但往往一发而为“无法无天的狂乱境地”。酩酊大醉的水手常被当地地痞抢劫，甚至被剥得一丝不挂，而官府也不断贴告示，禁止卖酒给洋人。教会的善心人士忧心忡忡，在同文街十九号设了比较安全的茶馆和咖啡屋，但是吃过亏的水手不想去，还是照常上新豆栏街冒险3。

各色诱惑不可胜数。那些想罗列这类事情的洋人认为在广州一带至少有八千名妓女。有些在城里，洋人接触不到，但有许多妓女在河南岛，水手喜欢管这地方叫“朴茨茅斯角”。有些洋人雇的苦力也聚居在此。逆河而上的水手或传教士都会看到有些妇人在随波起伏的“花船”甲板上搔首弄姿，她们或是三寸金莲，或是赤赤天足，身穿红袄绿衫，脚登蝴蝶绣鞋，戴着白银脚镯丁当作响4。

此外，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洗衣船”，有三四名妇人摆弄。这些妇人穿着灰暗褪色的土布衣裤，头上却戴着鲜艳的头巾——这是从葡萄牙人那儿学来的时髦——若有洋船下锚，她们便会把船摇近洋船，除了招揽洗衣生意之外，还用洋泾浜英语开心地向洋人打招呼：“喂，讨人喜欢的好兄弟，过得好吗？打你上次来黄埔后，我就一直念着你呢。”5这类打情骂俏到此也就打住了，因为每艘洋船在港湾停泊期间，名义上都有两名衙役驻在船上，不过这些规章执行起来马虎得很。按道理讲，是不准把烈酒带上船的，不过水手想尽办法带酒上船，从把酒瓶系在腰间到用副艇偷运成桶的烧锅，不一而足6。难怪有时做礼拜的人哑口无言。史蒂文斯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光荣’号上布道，来听的人约有百八十个，宣讲内容是‘蠢人嘲笑罪过’。我有相当的挥洒空间，听众听得入神；但我看不出他们有丝毫认罪或悔过的迹象。”一个星期之后，史蒂文斯对“水獭塘”号的船员布道，讲解《圣经》中的话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次他发现“没一个人看上去被打动”。7

这种事情一看就知道是挫败，但史蒂文斯将之视为更大的事功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礼拜上对众人说道：“主的话语已被各种方式加以试炼。历史考验过它，并不见它有所不足。它被占星学、地理学辩驳和嘲弄考验过。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想考验它的人就考验它，随便用什么方式；有学识的人想挑它毛病，狂妄之徒和无知之辈考验它；敌、友、信徒，不信的人都考验过它。它饱经试炼，仍屹立不摇。”8

史蒂文斯为了更了解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曾与一位来自广州的华人基督徒梁发长谈［译按：原文因其俗名被称为“梁阿发”，今改为通行的“梁发”。］。1789年，梁发生于贫家，只读了四年书就得出外张罗生计，最早做毛笔，后来在广州附近刻字版为生。1815年，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和新教同道翻译一系列宗教小册和《圣经》节录，便雇了梁发来刻字版，此时梁发还信佛信得很诚。梁最早刻的是《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汉译本，从而知道了《圣经》的一些内容和体例9。这些知识不久更是精进，因为米怜严格要求，受雇于他的人都要参加他每天的崇拜仪式，不管他们信不信教。这些当地人听道时“有人在闲聊，有人嘲笑教义中新鲜的事情，有人叼着烟袋抽烟”，但米怜毫不气馁。他用汉语布道，诘难会众，要他们看出佛教济世之道的谬误，从而选择耶和华、耶稣之道，这条路虽难走，但才是正道。梁发经过内心一番挣扎，终于皈依了基督教，在1816年11月的一个礼拜天，让米怜给他行了洗礼10。

梁发信了教之后开始写东西。他把他第一本华文小册子起名为《济世经注读本》，在这本三十七页的小册子中说了造物主的权威，说了神的“十诫”，还援用保罗使徒书的多处文字，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和恩典。梁发自己刻版刊印了两百本，1819年春开始在广州城内外散发，旋即被官府逮捕，囚禁定刑，并遭鞭笞。官府还没入了梁发的屋子，把他已刻好的刻版付之一炬。梁发不为所动，出狱后劝说妻子入了教，由他给她做了洗礼。不久以后，这对夫妇又让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给他们的儿子行了洗礼11。

1822年，米怜去世，梁发以福音传道师和汉语教习的身份，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27年被任命为传教士。在这些年间，他想办法用汉语编撰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充分阐述他关于基督教的思想，并全面介绍他新发现的信仰，他在1832年完成这项工作，名之为《劝世良言》，并请懂汉语的西洋传教士改正了书中涉及神学的错误，同年在广州刊印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