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四章（第2/6页）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