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清宫外史下 第六一章（第3/8页）

“中国跟法国，马上要会勘中越的边界了，邓铁香很可以去得。”

“着啊！”福锟击节称赏，“他既是总理大臣，又是广东人，人地相宜，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差使。莱山，你真想得到。不过，深入蛮荒烟瘴之地，比充军山海关外还苦，只怕他不肯去。”

“这是什么话！”孙毓汶作色答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能容他规避？这一层，你放心，倒是翰林中颇有些少不更事的得要杀鸡骇猴，找一两个来开刀。”

福锟秉性和易，知道孙毓汶手段阴险毒辣，便觉于心不忍，所以劝着他说：“能找人疏通一下，规诫他们识得利害轻重，也就是了。”

“此辈年少气盛，目空一切，肯听谁的话？”孙毓汶干了一杯酒，沉吟着说，“倒有个人，正好拿他来替李相泡制一服开心顺气丸。”

“莱山，你意中想到的是谁？”

“梁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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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星海名叫鼎芬，广州人。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生得头大身矮，须眉如戟，相貌一点不秀气，但笔下不凡，在粤中大儒陈兰甫的“东塾”读过书。

那时广州将军名叫长善，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书香门第。广州将军署的后花园，题名壶园，亭馆极美，好客的长善，大开幕府，延请年少名士，陪他的子侄志锐、志钩一起用功。其中以梁鼎芬年纪最轻，其次是广西贺县的于式枚与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这两个人也是东塾的高弟，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兼以年龄相仿，交情更见亲密。

梁鼎芬科名早发，光绪六年二十二岁就点了翰林，与李慈铭同年。这年的房考官有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与宗人府主事龚镇湘，龚主事是梁鼎芬乡试的房师，而王祭酒是他这一次会试的房师，王龚两人又是至亲。梁鼎芬从小随父宦游湖南，以此重重渊源，促成了梁鼎芬的一桩姻缘。

龚镇湘有个侄女，是王先谦嫡亲的外甥女儿。龚小姐从小父母双亡，由舅母抚养长大，这时长得亭亭玉立，美而能诗，无论做叔叔的，还是做舅舅的，当然都希望她嫁一个翰林。难得梁鼎芬尚未娶妻，现成的一桩好姻缘，俯拾即是。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秋风得意小登科，这年八月里在京成亲，才子佳人，传为美谈。

梁鼎芬看起来当然志得意满，将新居题名“栖凤苑”。但双栖不多时，便即请假归葬，第二年春天才回京。临行誓墓，立志要做个骨鲠鲠之臣。

三年散馆，梁鼎芬留馆授职编修。以他的文采，自然是红翰林之一，往来的多是名流，其中走得最勤的是，他的同乡前辈，南书房翰林李文田家。

有一天李文田为梁鼎芬排八字，说他活不过二十七岁。李文田的星相之学是有名的，许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断人生死，所以梁鼎芬大为惊恐，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

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回答他说，只有遭遇一桩奇祸，方始可以免死。然而什么叫奇祸，祸从何来？这就大费思量了。

其时中法交涉正将破裂之际，清议抨击李鸿章，慷慨激烈，但都止于口头，上奏章弹劾的，却还不多，就有，措词亦比较和缓含蓄。只有四川藩司易佩绅的儿子，为王湘绮称作“仙童”的易顺鼎，写了一道奏折，说李鸿章有“十可杀”。其实，这是易顺鼎口诛笔伐，聊且快意的游戏笔墨，因为易顺鼎并无言责，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势焰熏天的李鸿章。然而别有会心的梁鼎芬，一看触发了灵感，将这篇稿子要了去，随即誊正，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

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勃然大怒，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

阎敬铭极力为他说情，才得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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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要泡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开心顺气丸”，就是要翻这件案子。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言官会冒昧谏阻，觉得“杀鸡骇猴”一番，亦是高明的手法，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

“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谠，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剀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具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镑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峋、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峋、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则不能抵销。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决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

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骨，已大不如前，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同时认为吴峋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亦有自取其咎，要为他们申辩，很难着笔，便越发逡巡却步了。

不过，私下去慰问吴、梁二人的却很多。吴峋不免有悲戚之色，而梁鼎芬的表情，大异其趣，颇有“无官一身轻”的模样。因为这年正是他二十七岁，想起李文田的论断，一颗心便拧绞得痛，而现在冷镬里爆出个热栗子，忽得严谴，算是过了一道难关，性命可保，如何不喜？

只是性命可保，生计堪虞。编修的官阶正七品、降五级调用，只好当一个仅胜于“未入流”的从九官末官，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仿的待诏是从九品，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所以这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对梁鼎芬来说，等于勒令休致，比革职还重。革职的处分，只要风头一过，有个有力的人出面，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由，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