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东晋桓温，『奸臣』的英雄人生（第2/4页）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北面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北面的石勒政权，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说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耍诈才得以进去的。桓温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北方的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在统治区域里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收揽北方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四川的成汉则不同，这时候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虽然出身贵族，但这时候的桓温，已经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儿时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炎，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炎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甚至对晋安帝说“观其蒲博，不必胜，则不为”。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在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3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死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三军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军3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户战死，桓温自己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决死一搏的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5处受伤，最严重的一处，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在慰问完了士兵后才接受治疗，相当有魏晋风度。战后，成汉国主李势投降，桓温却对李势的妹妹一见倾心，娶她做自己的小妾，并留下了“我见犹怜”的感慨。自此，沦陷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大地，基本全境收复。

四川的收复，对于东晋政权的巩固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大地物产丰富，经济上的意义不用说，军事上的意义同样重大。整个的南中国汉地，基本被东晋连成一片，四川成为了东晋抗击北方政权侵略的坚定大后方。政治上的号召意义更是无可估量。东晋用行动告诉天下，特别是告诉在沦陷区的百姓们，东晋不是一个偏安的政权，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光复河山的梦想。

收复四川之后，桓温一战成名，俨然成为了东晋朝廷里的第一战神。但是“功高震主”的猜忌，也随即到来了。收复四川，只是桓温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光复北方的山河。比起战前内外局面的顺风顺水，之后东晋的政治形势，越发对桓温不利。这时候的东晋政权，士族当道，虽然此时的士族，还保持着对国家的责任心，但是在收复北方的问题上，东晋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收复四川之战打响前的各派争论，其实只是表象，关键问题是东晋政权是依靠江南本地名门望族的拥立才得以扎根的，如果东晋成功光复北方国土，势必会迁都回经济人口更为发达的北方地区，那么江南世家大族对于东晋王朝的价值也就不大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江南士族的失势，所以在保卫国土的问题上，江南的士族们可以团结一致，桓温早年镇守徐州的战功，也可以得到士族上下的赞赏，因为这时候的桓温，是他们的保护者。西征四川虽然意见不一，但这也不是原则问题，毕竟四川的获得，可以增强东晋的防御，也是符合东晋江南士族利益的，唯独北伐不行。北伐意味着破坏整个江南士族的利益，得益的人，或许只有趁着军功确立地位的桓温。

所以桓温在收复四川后，虽然数次要求北伐，但是都泥牛入海。这时候的桓温已经是“民族英雄”，威望甚高，晋安帝个人的地位，也同样离不开桓温家族的支持。当时东晋主要的军队，是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的，他们之所以作战勇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回家乡，如果不摆出一点北伐的姿态，军队的情绪是很难安抚的。所以桓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最后晋安帝折中了一下，同意了桓温要求北伐的主张，但是在人选上，却选择了外戚殷浩。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如果打赢了，那是殷浩的功劳，正好可以用殷浩来压制桓温，如果打输了，只要能把大部分主力部队带回来，也能对上下有个交代。这个殷浩，半点能力没有，不但打了败仗，还差点全军覆没。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士族中的“北伐派”，纷纷强烈要求启用桓温北伐。就这样，原本晋安帝不想用的桓温，成了必须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