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汉“中央集权”殉难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40年的“黄金时期”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耕地数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长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诸侯叛乱和匈奴侵扰外,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律法宽仁,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汉帝国大大小小的仓库里,都堆满了历年征收的钱粮,仓库储备之丰厚,为之前中国历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为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现代社会里,家家都能开得起宝马奔驰了。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荟萃,文景时代也是各类人才云集。虽然这时期的中国依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讲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轻易不变更制度,崇尚顺其自然,保守无为,但依然产生了一批继往开来的英杰。军事方面,文景时代最杰出的抵抗匈奴的统帅魏尚,是汉帝国北大门称职的守护者。统帅了平定七国之乱战役的名帅周亚夫,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还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这两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晁错。

说到晁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汉景帝当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结局。而事实上,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变革来说,晁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业不止在于削藩一事,他更是“无为而治”下的西汉帝国,进行全面政治军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荣,他居功至伟。

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对于西汉知识分子多师出一门的状况,年轻时候的晁错所学驳杂。他既跟随西汉法家张恢学习过法家思想,也曾经远赴山东,跟随此时的儒家大师伏生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黄老道家学说的西汉初期,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彼时“不入流”的学问,学这些“不入流”学问的晁错,年轻时也因此在政坛很“不入流”。他最早是凭着学问出名,经过地方上举孝廉,做了长安的太常掌故,是个负责祭祀的小官。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财务用度以及摊派分成,总有可以捞钱的地方。但晁错却以“峻直刻深”著称,也就是说为人严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这时期最出名的,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写祭文的文采,远近闻名,可这点小才华,在西汉王朝里却算不得什么。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错,在这个小位置上,一窝就是数年。

晁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当时汉王朝需要选派一个人,去山东儒家大师伏生那里学习《尚书》,这是西汉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书坑儒,连带着把儒家经典《尚书》也坑了。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诸多典籍都失传,尤其是《尚书》,全国精通者,也就剩下这位身在齐地的伏生。虽说这时期儒家不吃香,但毕竟也是文化抢救工作。晁错因其才学,被上司推荐,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学成归来后,他不但详细地向汉文帝阐述了学习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诸多条文,对国家大事阐述了个人的改革见解,尤其是对于汉文帝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抗击匈奴问题,加强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这件小事,让汉文帝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年轻人。虽然,晁错的条陈并没有被汉文帝接纳,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时身为太子的刘启的老师。

在这个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不但认真完成对太子刘启的教学任务,更借机向刘启灌输儒学思想。此外晁错清正刚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谋划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大事方面,晁错也没闲着。公元前168年,西汉帝国发生了一场近乎耻辱的战争:匈奴大举窜犯上谷、渔阳、云中三地。忍无可忍的汉文帝拍案而起,决心重兵反击匈奴,这一次,汉文帝咬牙动了血本,调集了13万大军出兵迎敌,意图重创匈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后,不但不敢与匈奴交锋,相反却眼睁睁看着匈奴烧杀抢掠,直到一个月后,匈奴才满载着大批掳掠的人口、财物,洋洋得意地在汉军眼皮底下拔马北归。而集结在边境的13万汉军,不但一箭不发,相反 “礼送”匈奴人离境。残酷的现实让汉文帝愤懑不已,他很难想象,为什么经过了10多年励精图治,汉朝仍然对嚣张的匈奴无可奈何。此战结束之后,汉文帝下令,命百官畅所欲言,讨论对付匈奴的办法。

汉朝打不过匈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一是汉军此时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机动性上差匈奴太远,往往是追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过。二是长期以来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以及匈奴人屡次入寇抢掠的现实,让汉朝上层军方人物普遍患上了“恐匈症”,反正打到最后也要和亲,何必白白付出伤亡?如上种种,导致横扫中原的汉军,在面对匈奴的时候,长期处于脓包状态。

汉文帝是不想做脓包的,很多汉朝人更不想,晁错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骂匈奴,要求主动出击,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围吓唬人,主张继续对匈奴和亲,拿着女人金钱换和平。而真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晁错。他相继上了两道奏疏:《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

这两道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却是两道扭转了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说是天下无敌的西汉铁骑腾飞的起点,也毫不过分。

因为这两道奏疏,讲的就是反击匈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攒钱、练兵。

讲攒钱的,主要是《论贵粟疏》。西汉反击匈奴难,难就难在花费巨大,组织兵马,提供粮草,冲锋陷阵,金戈铁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一场巨大的战争足够把国民经济储备消耗大半。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多集中在北方边地,那里是生产比较落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一旦开战,兵马钱粮全靠内地供应。要反击匈奴,必须要储备财富,要储备财富,边地生产力却落后,怎么办?晁错有办法,在《论贵粟疏》里,晁错告诉汉文帝,虽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来调整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比如,可以采取奖励制度,对给边地提供粮食者,给予爵位和政府奖励。这就是汉文帝时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借此制度,西汉王朝从此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粮草财富,而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就是短短几年之内西汉边境地区储粮充足,西汉政府又大量调动边境储粮支援内地,并借机减免赋税,因此形成良性循环,西汉王朝的农业发展,从此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