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战国时代的“生产革命”（第3/3页）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战国农业的发展，不但增强了当时各主要大国的实力，支撑了他们之间的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上，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社会工商业的繁荣。

四

战国时期的工商业，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发展规模，都远非春秋时期可以同日而语。而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工商业日益成为一种“全民活动”。

早在郑庄公小霸的时候，就曾经通过发展工商业的方式来提升国家实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业，包括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其实只是“奴隶主的游戏”。奴隶制社会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为奴隶主的衍生品出现的，当时商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奴隶主兜售奢侈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贫富差距大，社会地位低，奴隶们连饭都吃不饱，平民和自耕农生活穷困，地位低下，能参与商业活动的，只有有钱又有闲的奴隶主们。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局面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春秋到战国的历次变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就是社会财富分布方式的变化，大批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阶层，甚至自耕农也拥有了一部分财富。农业产量的提高，也让农民们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换的剩余物资。春秋时代的自耕农，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强用于糊口，但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寻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用于商品交换。所以大量农民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是这时期中国工商业的一个划时代变革。

战国商业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华夏族活动区域的扩大。西周时代的中原诸侯国，主要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而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延续，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原本属于蛮夷地区的江汉平原、江南地区以及关中地区，和中原传统经济区的往来日多。往来多的，货物的相互输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已经很繁荣了，大量原本只属于贵族专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面，许多商人通过买卖的辗转，一跃成为新富阶层，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在逃离越国后转行经商，很快富可敌国，成了后来中国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这时期参与商品买卖的人物也日益增多。从原先的贵族，扩展到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不仅是大商人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向手工业者收购手工业品，更出现了平民与平民之间的交易，比如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易。中国这时期工商业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时代可谓是激增，而这时期最暴利的贸易行业，就是奢侈品的交易买卖。战国时期，旧贵族解体，新地主大量涌现，暴发户日益增多，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卖到北方市场上，差价竟然高达200倍。按照荀子的说法，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场都应有尽有。这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活动，不但全民化，全国化，更加国际化。

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新富阶层——工商地主阶层。在春秋战国的风云变化中，他们是游走于各方势力的万金油。工商地主们通过商业贸易，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又将财富用来购买土地，成为新富的地主阶层。这些人又做买卖又种地，经济效益利滚利。有些人还实现了跨地域经营，在列国各地设立商号，垄断贸易流通渠道，实现了“跨国经营”。战国的国家没有统一，战国的商业市场，却陆续被他们统一了。

有了钱的工商地主们，自然也开始惦记上了权力，他们本身的发家，就是通过结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钱以后，他们也开始把钱用于打通政治关节，不但为商业经营谋取便利，更开始谋求操纵国家政权，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吕不韦。他在赵国的时候，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当“奇货”，又送老婆又送钱，更帮助他回国谋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资很快收到了回报，当上秦王的公子异人，给予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权力，他成了秦国的相国，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称他为“仲父”。这些早期权力体系的万金油们，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大，也从原先权力体系的寄生地位，逐渐变成了主宰地位。

与工商地主同时游走于战国工商业圈的，还有信贷地主。所谓的信贷地主，按照民间的说法，就是“放高利贷”的。战国时代放高利贷的都不简单，大多都是地主阶层里的“新贵族”，尤其是新贵族里的君子们。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们经商是主业，搞政治是副业，信贷地主们搞政治是主业，放高利贷是副业。比如孟尝君的高利贷收入，大多用来馈赠门客，扩大势力，而当上相国的吕不韦，反而利用权力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大摇大摆干起了官僚。

繁荣的商品经济下，中国的封建城市化进程，在战国时期越演越烈，且从未因为战国的战乱而割裂。春秋时期，即使是诸侯国的国都，最大也不会超过900丈，跟战国时期的城市比，几乎就寒碜了。战国时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新城市不断涌现的过程。这时期出现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县、河北邯郸、河南开封、河南洛阳，而老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比如齐国的国都临淄，在战国早期已经有了7万户，人口21万，这个数据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对比一下，一千年后的西欧大城市伦敦，也不过只有10多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热爱中国历史的朋友骄傲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