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第3/7页）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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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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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