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原来是自己同胞的黑刀

看到杨朔铭红色瞳仁放射出的凌厉杀意，江朝宗竟然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虽然他身为步军统领，掌管京城治安大权，审讯犯人也是他的事，但此时在这个一身杀气的年轻人面前，他竟然不敢有异语。

杨朔铭眼中的红色渐渐消退，他很快恢复了常态。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刚才说的话有问题，杨朔铭转头对江朝宗笑了笑，说道：“这些刺客，就有劳江兄带回去问一下了。”

“那是，那是，我一定给杨老弟查出幕后主使。”江朝宗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忙不迭地答道。

“烦劳江兄，问明他们的主使是谁，是否和张辫帅遇害有关。”杨朔铭想起已经去世的张勋，眼中闪过一丝哀伤之色，“这帮人很是凶悍，要防止他们熬刑不过自尽。”

“瀚之老弟放心。”江朝宗满口答应道，“明天一早我就给你个准信儿。”

第二天，清晨，中南海，居仁堂。

“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用过了早点的袁世凯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到江朝宗已经早早的等在了那里，不由得皱着眉头问道。

“有刺客对杨督办行刺，多数被击毙，余党皆被抓获。”江朝宗想起了昨天晚上杨朔铭的告诫，尽量避重就轻的报告道。

“噢。”听了江朝宗的报告，袁世凯的神色果然舒缓了许多，他接过江朝宗递送上来的报告放到了桌上，并没有立即打开。

“是日本人干的？”

“据人犯指认，刺客当中只有一名为日本人，现已身亡。”江朝宗答道，“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是不是日本人主使的？”袁世凯问道。

“不是。”江朝宗说道，“他们一开始是想往日本人身上赖，但却说得驴唇不对马嘴，经多方刑讯，他们才说了实话，主使者其实是中国人，那名日本间谍是来跟着借刀杀人的。”

“主使者是谁？他们说了没有？”袁世凯问道。

“具体的主使者还不好说是谁。”江朝宗说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和川汉铁路公司有关。”

听了江朝宗的回答，袁世凯的胖脸上现出了一丝冷笑。

“原来是这样。呵呵，他们现在终于狗急跳墙了。”

听了袁世凯的话，江朝宗谨慎地选择了闭嘴。

“杨瀚之知道吗？”袁世凯问道。

“还不知道。”江朝宗答道。

“你马上把这报告转给他一份。”袁世凯想了想，说道。

“是。”江朝宗答道。

“开国大典举行在际，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岔子。”袁世凯看着江朝宗说道，“你去吧。”

江朝宗唯唯告退，袁世凯不再看他，而是转过头，目光落在了桌子上的一个锦盒上。

袁世凯伸手打开了锦盒，将装在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摆在了桌子上。

看着这辆用黄金和白银打制而成的“陆地巡洋舰”模型，袁世凯伸出手，抚摸着模型车身上的金龙标志，眼中满是得意之色。

“想不到，这一次来害我的，竟然又是中国人。”杨朔铭将江朝宗送来的报告扔在了桌子上，眼中满是愤怒的火焰，“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难所，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

黄韵芝有些惊奇的看着杨朔铭，不明白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侍立在杨朔铭身边的曦雪眼中也闪过同样的疑惑之色，但她象是明白黄韵芝心里的疑惑，伸出手将报告取过来交给了黄韵芝。

“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人要杀咱们？”黄韵芝看了几眼报告的内容，不由得失声惊叫起来。

“是的。”杨朔铭点了点头，很快恢复了平静，“这帮家伙怕咱们的人去查帐，揭了他们的老底。”

“他们有什么坏事怕被咱们揭出来？”黄韵芝有些不解的问道。

“当然是贪墨之徒造成的巨额亏空了。”杨朔铭狠狠的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又变得激动起来，“教科书害人不浅！简直是颠倒黑白！这他娘的算什么爱国运动？！革命先声？！”

听到“教科书害人不浅”这一句以及后面的话，黄韵芝和曦雪再次愣住了，她们俩以为他给气糊涂了，在那里开始说胡话了，目光里都不自觉的现出了担心的神情。

“瀚之，你说什么教科书？”黄韵芝问道。

爱妻的问话让杨朔铭意识到了自己的思维又陷入到了时空错乱当中，他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没有解释。

他怎么向眼前的爱妻解释，后世的教科书里高调宣扬的所谓“保路运动”，事实却是“流氓爱国者”利用民意翻云覆雨搞出来的恶性事件？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智渐开，民众渐渐明白了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国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朝政府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和运营权等多方面的问题。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朝政府亦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建造铁路。到了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权”成为了响遍全国的鲜明口号，收回路权也变成了中国民间的自觉运动。

借着这股“改革”的春风，中国各省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中国人自己建铁路也有极大的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然见不到任何成效。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管理者和职员在其中的贪污中饱，其中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便成立了铁路公司，一寸铁路未修，几年下来却已支出资金1000多万两，各种烂账堆积如山，无法算清。而照这样“商办”下去，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而与此相反，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象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自兴办后不多年即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席卷全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纠结下，当时清朝政府的决策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朝政府手里也没有钱，最后的办法必然是举借外债，导致路权流失（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候，沙皇政府为了保证不让路权流失，就坚持自筹资金办理，坚决拒绝外资介入）。